青藏线（十二）

文/王宗仁

在唐古拉山，修路人面临断粮。

从骆驼嘴里匀出一部分食料来补充筑路人胃里的亏损。

还有狗肉、鼠肉、鱼肉、乌鸦肉，一律只能用白水煮。你瞧，民工、士兵们满嘴嚼着，唇边流淌着生涩鲜血……

这里没有等价交换，更不存在超前享受。只有苦涩，只有忍耐。当然还有在别处绝对难以找到的超凡的乐观。

唐古拉山有一群不肯饿死的人……

提起青藏高原，人们不能不想到唐古拉山。那是一个让许多人惧怕的地方。其实惧怕更多来自那些似真似幻的传闻。这些传闻从什么地方来，何时来，没有人能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但是谁也不怀疑，且一传再传。传得人提心吊胆，惊魂落魄。

应该说走近唐古拉山的修路人，这种惧怕的心理比后来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此之前这里没有路，因而极少有人来过。他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山上有鸟叫，山下是听不到的。

有这样一首小诗：

唐古拉山非等闲，

岭上积雪不知年，

峰峦入云罡风紧，

飞鸟欲飞翅难展。

诗写得一般般。但它恐怕是文学作品里第一次出现的写唐古拉山的诗，而且是作者站在唐古拉山上写的。这人就叫任启明，修筑青藏公路工程队副政委，慕生忠的得力搭档。

搭档还不够吗，干吗要说得力搭档？

确实得力。任启明是位老革命，参加过北伐战争。1926年入党，比慕生忠的党龄还多7年。他和慕生忠是老乡，陕北佳县人。大学生，总是一副温和文雅的样子，平时话不多，可一旦开口就蛮有分量。有学问的人往往如此。1951年他和慕生忠一起长途跋涉，历经万难，走进西藏。艰苦行军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最牢靠。进藏后他任西藏工委交际处处长。不久，他又出藏和慕生忠一起筹粮运入拉萨。可以不夸张地说，赶着骆驼运粮的艰辛和付出的心血，绝不亚于1951年进藏路上的磨难。慕、任两人的友谊又经过了一次磨炼，升华。修筑青藏公路，这是他们第三次在进藏路上携手共进了。修路开工之前，任启明主动提出先一步出发，带领人马在前面探路，为后面的修路大军清扫障碍。这首小诗就是他探路走到唐古拉山时即兴所作。

那天，任启明踏岭过沟进山查勘路线，上了山顶他已经喘得迈不开步子了。他拿出气压计一看，表盘上的红针定死在最高点上不动。原来这个仪器只能测到海拔5000米的标高，而此地已经是5400米了，失灵。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从南边飞来一群寒鸦，飞到山巅，被阵阵狂风卷得斜翅歪头，怎么也过不了山。无奈寒鸦便坠落在地，然后连蹦带跳地挣扎着走过了山。但仍然有几只寒鸦无力过山，滞留山巅，痛苦地张望着。远处近处的山梁多么严峻，蓝天和蓝天上的白云多么严厉。唐古拉山制造了多少不幸。

那几只寒鸦扯着嘶哑的声音惨叫着，也许死亡很快就会来临。但它们并不休止地挣扎，还在一会儿栽倒一会儿又站起来地朝前扑腾着。任启明呆站山中，痛苦地望着寒鸦，心里升涌着怜悯之情。他自言自语地咬出了一话：飞鸟难过唐古拉!

回到帐篷里，他就写下了这首诗。

慕生忠不是这首诗的第一读者。但他是第一个给这首诗提意见的人。那是半年后，修路到了唐古拉山，一天两人闲聊中，任启明突然想到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诗，这大概就叫触景生情吧。他说：

“唐古拉山这个地方让人难忘，探路时我还为它写过一首诗，几句顺口溜吧。”提起此事他立即就想起了那些可怜的寒鸦，便顺口把那首诗念了一遍。

慕生忠听后便说：“你也能写诗了，这说明当个诗人还不难嘛!”他这话无丝毫的讥讽，实在人从来就讲实诚话。

任启明还是很沉痛地说着往事：“看到那些寒鸦挣扎得残酷样儿，我心里很难过，酸楚得都打蔫了，不写几句好像对不起它们。它们会挣死在山上的，过了山的死在山那边，没过山的死在山这边!”

慕生忠接着说，你这诗的最后一句太悲观了，改一改吧!

任启明这诗的末句是：“寒鸦撞死山巅前”。听慕生忠说太悲观，他便说，听你的，咋改，你说!慕生忠说，我看改成“飞鸟欲飞翅难展”。

唐古拉山前诞生了一首诗。大学生写诗，将军改诗。

这天，寒风吹冷的午后，冷冷的山脊线上，雪唇露出了蔚蓝的天空。

唐古拉山仿佛更傲气了。没有它，哪会有任启明的诗!

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除喜马拉雅山之外的第二个大山，当数唐古拉山了。它横卧青藏高原中部，西接喀喇昆仑山，东南延伸接横断山脉怒山，北起小唐古拉山，南至西藏安多一带。南北宽达160公里。唐古拉山的主体部分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最高峰格拉丹冬海拔6621米，是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宽广的山幅之间，分布着众多的河谷和湖盆坝子，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良牧场。

唐古拉山之巅的积雪终年不化，奇峰冷峻，气候酷寒，最冷时可达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甚至零下四十摄氏度。狂吼的暴风雪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冬季常常大雪封山，山就变成了孤岛。自古传到今的一句话是：唐古拉山一年只刮一次风，从大年初一刮到大年三十。氧气奇缺，身临山中的人因了缺氧常常气短得急喘，随之而来的就是头疼目眩，剧烈的头疼。缺氧可以夺去生命的事在这里并不罕见。

唐古拉山是青海与西藏分界线，也是阻隔西藏与内地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三十年代中期，盘踞青海的马步芳曾派了两个团的军队，打算打进西藏，可是行至唐古拉山，因为冰雪封道，寒气瘴气袭击，冻饿交加，不能前行，全军覆没于雪山下。

这就是唐古拉山。

现在，修路队伍要向唐古拉山开刀了。从它胸腔劈开一道缝，让公路伸过山。

他们把撬开一块拦路的巨石作为开山之战的第一炮。巨石像一头牦牛，纹丝不动地卧在两峰之间的夹道里。它有多大？一个人站在石前，另一个站在这人肩头才可以够着它的上沿。巨石安卧处恰是公路要通过的必经之地。它的一小半冻在了地层内，钢铸铁浇一般。

慕生忠说：“搬掉这个拦路虎是我们在唐古拉山打的第一仗。这一仗必须打胜，它会影响到大家的情绪。”三个工程队兵分三路三面围剿，开膛破肚。武器就是锹镐，外加铁棍，又刨又铲又撬。可以肯定地说，那几个高声唱着号子的人吼出的威力，远远超过了这些原始劳动工具的能量。时间的重量就藏在号子声里，听着它你会想到大海，想到高山。

一声巨大的轰鸣，巨石带着极不情愿的叹息连滚带跳地跑到了山下，又卧在另一个角落里。此刻，它反衬出的是修路人的沉默和潜力。

我于青藏公路通车四年后的隆冬，来到青藏高原执行战备运输任务。当我有幸看到那块落寞无助的巨石时，心情实在是异常的复杂。不必说当今，就是那个年月，本来可以爆放几声炸药就能使巨石成为碎片，比较轻而易举地清理出路基来。可是慕生忠们不能，他们没有炸药，是用吼出来的号子声吓跑巨石的。可以想象慕生忠的队伍当年是在怎样艰难莫测的情况下在世界屋脊上修路的。当然不仅是缺少炸药了，许多我们今天举手可得的设备和技术，那时就是没有。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我们的车队在唐古拉山小憩，我们的班长——一位刚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志愿军，坐在那块巨石上，很有一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派。他声调不高不低、不快不慢地对我们这些后来人说：

“这块石头的功劳可真不小呀，如果没有它趾高气扬地挡在这里，修路人的气概还能显示出来吗？慕生忠将军的指挥才干还能发挥出来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没有它，我们的修路队伍就出不了名……”

老班长眉飞色舞如此这般地讲了我已经在上面陈述过的搬巨石修路的故事，我能听得出他添油加醋的地方不少，比如他甚至牛头不对马嘴地提到，他还看到了慕生忠将军在搬走巨石后端起酒壶祝贺胜利。这纯粹是杜撰，他从朝鲜战场来到青藏高原时公路早就修到拉萨了。但是，老班长的话我信。你看他那样傲气十足地坐在那块巨石上又是那么认真动情地讲已经过去了的往事，他比那巨石还傲气。多么可爱的半大老头，我有什么理由不对这位老兵肃然起敬呢!

修路人的热情继续在唐古拉山燃烧着。

拦路的大石头被清除以后，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仍然密不可分地布满在公路必须通过的地方。开始是两个人用筐抬石头，后来大家都想着快捷的办法，大多数人简约了，索性每个人背石头。船小好掉头，一个人比两个人便当，背着比抬着容易赶路。当然那些老大不小的石头还是要两个人去伺候。不管抬还是背，都不会是轻松的活儿。天正下着雪，转眼又砸起了冰雹。冷雪，地上的冰碴，再加上雹子，这几样东西胡搅蛮缠地掺和在一堆，袭击宇宙间的任何物体都是摧枯拉朽的，更何况这些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段重负荷劳作的人呢!满地都是羁绊，一会儿缠住了右脚，一会儿又缠住了左脚，每一步都是恐怖的小路。当然最要命的当数寒风，它狂傲，放荡，随心所欲地扑打着干活的人们。开始，没有人不喊冷，不久又热得冒汗了。雪花、泥水、寒风、热汗……想想吧，这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大多数的同志在干活干得出了汗时，为了利利索索地工作，干脆把一开始裹在身上的棉袄脱掉。年轻人力足气壮，想干的事总要干成，总能干成!

有两个人必须提及。

一个叫孙奎。这个来自河西走廊农村的娃娃，家庭苦寒，步他爹的后尘，曾给地主揽过7年长活。那简直不是人过的生活，住在狗窝一旁的茅草棚里，吃的饭也比狗食好不到哪里去。苦水里泡出来的娃儿最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政府动员他参加修青藏公路时，他爽心爽口地说了声“是”，背上从长工屋带出来的那个铺盖卷，到爹的病床前安慰了老人几句就上路了。来到格尔木他一听有些骆驼客不愿留下修路，就劝这些人：“西藏人民就像我盼着给自己娶媳妇一样盼望早日有一条公路，我们都是吃苦的人，知道吃苦人怀里揣个心愿要实现是多么不容易!我们要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美好的心愿!”这是慕生忠在动员会上讲的一句话的大意，他记住了，有个记者采访他时他变成自己的话说出来了。孙奎是施工小组的组长，他干起活来总是可着心铆足劲，从不知道什么是偷懒耍奸。他说只有这样大家才听他的招呼。常常正干着活，天就冷不丁地下起了雹子，唐古拉山的雹子个头并不太大，但很瓷实，砸在头上像扔来的石头。他就让大家把旧棉衣或麻袋顶在脑壳上，做抵挡冰雹的“帽子”。有时白天把活儿没干完，晚上他就领着伙伴们补上所欠的活路，他说这是“补课”。吃完晚饭，他照例要站在离帐篷有50米的坡坷上，手卷喇叭筒高扬嗓门喊着：“弟兄们，补课了!”谁也不问补什么课，操起家什就小跑着去工地。在大家往工地跑的当儿，他的喊话还继续着：“咱们都要使劲干，公路立马就修到拉萨了!再不好好干活就没有立功的机会了!”他孙奎绝不是为了立功才来修公路，立功又不发奖金，对一个长工出身的农民有什么用？他只是鼓动着大家快点把路修起来，立功是孙奎修路的一份原动力。打通唐古拉山后，这位扛长活的憨憨的孙奎，入了团。回到村里，人们都尊重团员，那时乡亲们会用非同寻常的口吻说：孙奎这娃就是行，在西藏入了团。团员离党只差半步远了。于是孙奎就想，最好前面再有一座唐古拉山，让我表现表现，连党也入了。他甚至还想，自己入了党，上级给他发党证时，在上面印上唐古拉山就好了。他要感谢唐古拉山，使它才把自己变成了团员、党员。其实他孙奎还不知道，入党并不发党证，更不会给他印上唐古拉山。

另一个要提到的人是蒙古族青年生更。这是修路队唯一的一位蒙古族同胞，也是年龄最轻的民工之一，19岁。语言不通大概是生更与同志们交流中最苦恼的障碍了。苦恼归苦恼，工作总得干好。少说些话多洒些汗珠，汗珠比说话重要，汗珠就是他的语言。同志们看着满脸淌着热汗的生更，就会知道这个沉默寡言孩子的心是热的。生更并不在乎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最看重的是自己每天做了些什么。他从遥远的都兰草原来到高原就是为了修路，要把浑身的疙瘩劲毫不保留地使出来用在修路上。组长分配活路时，生更听不懂，但他知道把最重的担子搁在自己肩上。他无法把由于干了重活累活后的喜悦用语言说出来，就常常用挂在脸蛋轻松的笑容来表达发自内心由衷的高兴。快乐的生更从太阳出山到星星满天总是笑嘻嘻地面对每一个人。难怪大家都把他叫“爱笑的大力士”。

唐古拉山一个霜冻遍野的拂晓，寒风猛吹，空气凝冻了似的坚硬。早起赶时间的生更背着沉沉的修路器材，从一条必经的冻着冰的河里涉水走过时，一只脚刚抬起落在一块石头上就被石头咬住不放，生生冻在上面了!他几次试图把脚拽下来，冰碴划破了脚，鲜血染红了浮着冰碴的河水。生更一声不吭，只是取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一撕两半，包裹了两只脚。等同志们发现他的脚伤时已经是该吃中午饭的时候了，他伤痛难忍，才找医生去包扎伤口。

工地的医疗设备实在简陋，药品奇缺，连止痛片都数着片分配给病人。医生看着生更那只肿得像发面馍似的脚，只得一再叮嘱他：我两手攥空拳，实在不能医治你的脚伤，眼下唯一的办法是你干点轻活，多休息几天。生更满口应承，却不兑现。就是在当天夜里，唐古拉山再一次飞瀑般地卷扬起风裹雪时，他又一瘸一拐地颠到工地上干活去了。

在唐古拉山修路的人，哪一个没有经历过像生更一样在苦难中的磨炼!苦，苦得甘心；难，难得蓬勃。正如亲身参与了修筑青藏公路的军旅作家刘伍在他的一篇纪实散文里写的那样：“这里每一天都发生着可歌可泣的故事，这里的每个人都用勤奋的双手创造着奇迹。他们为了这条公路早一天在世界屋脊上诞生，乐于勇于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如果要评劳模英雄，落下谁都不忍心，因为大家都可以当之无愧地登上光荣榜。”毕竟无情的唐古拉山有它亘古不变的凶残，人们很难如愿以偿地完全制服它。而它却要竭尽全力地发威，不甘示弱地袭击着在它身上开膛破肚的修路人。

转眼就是1954年国庆节了，这个生辉的日子连天上的云彩也乐得咧开了嘴。祖国内地的人们无不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里，迎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个生日。激情的车间奔流着钢水，丰盈的田野翻涌着稻菽，庄严的军营嘹亮着军歌。可是唐古拉山完全是另一种情景，夏天走了，留下了孤独的寒冷。修路人又一次面临断粮，他们被难熬的饥饿折磨着，惆怅着，闹心着!

这是出现缺粮后的第二天夜里。

一碗稀得可以照见天上星星的面糊汤，打发了每个人，晚饭后，每个帐篷里都静静地忧伤着。修路工程队的两位负责人任启明和宋剑伯，像大家一样因为饥饿浑身冒着乏劲。他们躺在地铺上就是无法入睡，忧虑犹如重山压在他们的胸膛，又火燎般地咬着他们的心。

宋剑伯：“有信儿吗？”

任启明：“没有。”

没头没脑如此简单的对话。问者和答者谁也没有点明是什么，但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说的是什么：运粮队。口粮一天比一天紧张，也许明天早晨甚至今晚就揭不开锅了。可运粮的人还没信儿!

两人再不吭声了，帐篷里很静。

一顶帐篷里最少要睡十几个人，此刻肯定没有谁能安然入睡。多少人睁着眼睛。没有天花板。帐篷顶有几个小小的破洞，洞里含着几颗冷冷的星星。很亮，贼亮。肯定会有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数着那几颗星。烦躁地数着，越数越少，最后只剩下了一片青秃秃的夜空。断粮了，星星也饿得逃走了!

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夜已经很深了。帐篷顶破洞里那一片饥饿的夜空被一片薄云遮住了。这会儿，帐篷里开始有了鼾声。搞不清是哪一位贪睡者第一个抽起鼾声，随之就一声接一声从各个角落里应和着响起来。此起彼伏的鼾声几乎要把帐篷抬起来。劳苦了一天的修路人是该痛痛快快地休息了。鼾声，解乏的鼾声。乍听起来这鼾声很酣也很香，但细细辨味就能听出很有一种无奈的酸楚。它能解饥解饿么？

仍然有人睡不着，任启明和宋剑伯。

这两位修路队的领导人还在费脑伤神地为解决断粮问题熬得嘴唇起泡。

时间在时间之外磨蹭着牙齿，有气无力地瞅着唐古拉山。时间过得快还是慢？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

两个人的对话又继续着。

“这样干熬下去，我们会憋死在唐古拉山的。”

“如果真的憋死我们，首先会把慕头气死的!”

“气死慕头我们还会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他不是说过了吗？不把公路修到西藏，我们找根绳子大家一起吊死算了!”

久久不语。这个话题太沉重。

生命是一种终结，又是一种开始。

有人咳了一声。民工小杨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说：“二位领导，我一直听着你们的谈话，心里也和你们一样没着没落。可是咱们就是把头发愁白了又有什么用？把大家都哄起来开会，睡什么觉呀，你出一个主意，他拿一个点子，总是能走出这难关的。”

他正这么说着，还没等两位领导开口，哗啦一下地铺上的人全像弹簧似的弹坐了起来，坐着，一双双饥渴的眼睛盯着他们的领路人。原来谁也没有入睡，那鼾声是装出来的。

关于解决吃饭问题的会半夜三更在唐古拉山进行。两位领导都不想在这个很不适合开会的时刻，说些大话空话而增加大家的心理负担。他们每人只讲了两三分钟，不说多余的话，一语点题。大意是说，死等下去，只能饿死在山上，咱们修路人不会做这样的软骨头。眼下，只要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各人身上有的或者虽不属于自己但修路队可以设法得到的，都应该毫不吝啬地拿出来说出来，吃饱肚子是第一要紧的事。

为了活命，活命为了修路，谁都不回避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人们解囊相倾的积极程度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出色。此后，就在山上出现了一些预料之外但却在情理之中的令人奈何不得的充饥措施。

从骆驼嘴里匀出一部分食料来补充筑路人胃里的亏损。这个建议肯定是经过任启明批准的。他批准的理由是：眼下是特殊时期，骆驼与人相比，保住人活命最当紧。没有人只有骆驼，哪来公路？让人活着，不但能把路修起来，也会有骆驼的。

所谓舍得，只有舍了才能得。谁能说这不是很管用的辩证法？

炊事员把喂骆驼的黑豆瓣煮成稀糊汤，分给大家吃。很不见外地说，这是猫食狗食，哪能算一餐饭？好处是不定量，可以敞开肚皮喝。不过放一泡尿肚皮立即就见瘪。

强烈的重体力劳动使这些修路汉子们的胃囊变得锋利无比，饥饿袭来他们巴不得吃铁咬钢。这点稀得互不相补、可以照见人影的黑豆瓣汤怎能充饥？饿不择食。为了活命，大家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吃饱问题。有的人把从上山后一直伴随着自己的狗杀了；有的人在山坡下草滩上挖地鼠；有的人在野外用绳子套寒鸦；山中有一条河流到低处形成一个死水湾，那里有许多鱼。从来没人打捞，那些鱼儿长成了很大的个头。有的死在河里，腐烂发霉。臭水，鱼的味道不好，放进嘴里像嚼棉花。最难下咽的要数地鼠肉，那股腥鼻咬肠的酸涩味倒腾得肠肠肚肚都要起鸡皮疙瘩了。吃吧，顾不得那么多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能充饥的东西都弄来塞进了肚里。

这里没有等价交换，更不存在超前享受。只有苦涩，只有忍耐。当然还有在别处绝对难以找到的超凡的乐观，你瞧那些满嘴嚼着地鼠肉唇边流淌着生涩鲜血的民工，心不由己地直说，好吃，真好吃!人们不能眼看着让自己的生命燃烧，耗掉。为了修路，都得活着。艰难地却是顽强地活着!

所有的野味，不管狗肉、鼠肉、鱼肉，还是乌鸦肉，一律只能用白水煮，没有任何佐料。即使这样的食物，分摊到各人手里的也非常有限，吃个半饱就不错了，剩下的那半饱凭各人丰富的想象去虚拟去填充。乐观地活着有时比挨饿重要得多。值日班长吹哨子不喊“开饭”，而是嬉皮笑脸地大喊一声：“开肉了!”大家也跟着喊“开肉了!”其中最数那些士兵们喊得有味道，好像他们真的享受在家乡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的鲜嫩可口的肉。“开肉，开肉!”肉声此起彼伏，把个荒原弥漫得香气四溢。修路人的伙食寡淡无味？谁说的!

生活确实很苦，大家也确实很开心。

这些在唐古拉山上修路的汉子们，不管填在肚里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管填多少或者有时暂时没甚可填，施工始终未间断。即使大雪下着冷风刮着，也在干活。路，一点一点地向西藏延伸。

走动的路，擦亮了积雪的山冈。

就是在1954年国庆节那一天，天安门广场礼炮轰鸣的声音把祖国的上空填满(只可惜唐古拉山修路工地上没有收音机听不到)，他们仍然勾着头猫着腰紧张地施工。也是在这个本该欢乐轻松的日子里，这些修路人的饥饿程度几乎达到了极限。大家七拼八凑也只能够找到半天吃的食物。任启明依然没有趴下，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刻他一倒下去，跟着就会倒下一大片。不能，他不能带这个头。他便强打起精神，很风趣又很果断地宣布道：“看来我们只有顺应老天爷的安排了，它既然给我们只够吃半天的食品，那我们就对不起它了，只给它干半天的活路，剩下的半天我们罢工，睡大觉。”

马上有人给他提意见：“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劲开玩笑。肚子没吃饱，干不了活，也睡不成觉。你说的两件事哪一样也无法兑现!”

任启明也叫真了，甚至带着严肃的口吻说：“你们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我实实在在没有这份闲心。我是正儿八经掏心窝里话呢!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第一，无论有多么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这修路的大事说什么也不能停。第二，只要大家张着嘴，动着脑筋，就有充饥的东西进来。饿不死人。活人怎么会成了死人？没那么容易!”

唐古拉山上的这些不肯饿死的平平常常的人们，尤其是如任启明这样饿死也要开心也要快活地活一阵子的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他们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呀!这是一种信念，一种不甘示弱的宁肯站着死也绝不跪倒生的英雄汉子。这种豪气壮胆往往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特殊的环境中，自然是特殊的人才会有。无情的客观环境把人逼到死亡边缘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凭靠着精神力量活下来，一片树叶甚至一泡尿都可以救他们走出死亡；而另外一些人呢？会倒地叹息等待死神。我崇尚前一种精神，我敬重这样的人。奇迹往往就在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发生。视死如归的人，真的会化险为夷。人在无望的地界得到的阳光明丽的天地，这样的天地是永生的。

九死一生。从外表看“生”的可能小于“死”，因为“九”大于“一”；但是“生”是强者，因为它最终战胜了“死”。我就是这样理解这个词的。

慕生忠正在和他的狗“谈话”，不，是诀别。他的这只狗是半路上抱养的。不知始于哪天，修路队开始了养狗风。说什么风，其实言过其词，也就是每个修路队有那么一两只狗，还是千方百计从香日德、湟源抱上来的。在荒天野山的地方修路，狗不但能保卫主人的安全，还可以为大家排除寂寞。当大家越来越感到离不开狗时，有一天马珍突然把自己的狗送到了慕生忠的面前，他说，首长，你最忙，也最需要一只狗给你做伴。把它送给你吧!慕生忠没推辞，收下了。一个多月来，慕生忠带着他的这个“卫士”，送走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只要他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它饿肚子。现在，可是现在当修路人被饥饿逼得无路可走时，慕生忠不得不忍痛舍去他的这个“无言战友”。他对它说，我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你活着到拉萨了。与其饿死，还不如让你做出奉献救救这些可怜的修路人。去吧，你是光荣献身，无怨无悔!之后，他喊来通信员叫他把狗牵去送还马珍。没想到马珍就站在帐篷外，他从通信员手中接过狗，久久站着，满眼含泪……

当天，慕生忠下山去接应运粮队。他让同志们等着，耐心地等着。

10月14日，是面临断粮的第16天。大家仍在有气无力地修着路，镐头沉沉，锹也沉沉。要说心不沉，那是假话。每日有数的一点黑豆汤，塞牙缝都太稀。但是，没有一个人停下手中要干的活。路，几乎在原地动着。只要动就有生命。

中午，任启明又一次拿起望远镜朝山下瞭望。奇迹出现了，他惊喜不止。原来从小唐古拉山方向涌来了一片黑压压的牲口群，他心里压了多日的沉石一下子落了地，转过身以轻松快捷的声音大声给同志们报信：“救兵来了!”

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路，从四面八方凑过来轮流扒着望远镜往山下看。大家都不遗余力地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在了那块小小的瞭望孔里。

粮食运来了!慕生忠带着两个工程队和西北军区增派的修路民工赶来了!

将军上山后先是向大家作揖，然后敬礼，并没说话。

他掂起一把镐，一个手势，示意大家干活。他高高举起镐，对准坡地挖去。这时他才开腔发话：

“我看过了，撑死再有100米这路就修到山顶了，大家加把油，攻下这最后的100米，咱们在山顶上开饭!”

这种动员无疑是火上浇油。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虽然已经饥饿得快到极限了，但谁也不会没有骨气地饥不择食。山顶上既是慕生忠指给的修路目标，也是将军让他们将要吃饱饭的地方。两者都是动力，挺进山顶!修路，为了吃饭要修路，为了修路也要吃饭。

这时王鸿恩连长带着一队兵走到慕生忠面前：“政委，让大家休息休息，准备开饭。这最后的攻坚任务交给我们吧!”慕生忠一个劈斩手势：“好!你们上！”

100米，这本来不算长的距离此时也变成了顽固的碉堡。士兵们挥镐刨挖，举锹铲除。当路面在锹镐下渐渐显出时，每张疲劳的脸上缀满的是笑盈盈的汗珠。

五个小时，路修到了山顶。

挥汗如雨的任启明正要找慕生忠兑现承诺，没想到慕生忠来了。他对任启明说：“粮食运上来了，我们把路也修到了唐古拉山顶。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改善伙食。首先是慰劳你任启明，没有你在山上撑着，这么多人早就散摊子了。不定量放开吃，你带头好好吃，让每个人都把肚子吃得圆圆的。我们欠大家的太多了!”他说着说着眼里飘出了泪花，说不下去了。

任启明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想到的就是你。我们都有个坚定的信念，你不会扔下我们不管，你一定会想出办法解决缺粮问题!”

这时，慕生忠身子一跃，骑到那匹一直不离开他的马上，说：“吃完饭你们痛痛快快地休息一天，下山的路不用你们操心了，我要用马蹄去修了。马踏到哪里，哪里就是公路。”

马蹄修路？新鲜。

原来，唐古拉山通往山下早先就有一条弯曲而窄险的山路，是骆驼踩出来的。将军真会“旧物利用”，马走一遍就让它变成公路。

他扬鞭催马，直奔山下。

几个随行人员紧紧跟上。

下午，将军返回。他站在山坡上，指挥喘着粗气的十辆大卡车，缓缓地从北坡开上了山顶。至此，修路英雄打通了唐古拉山。他们在山上整整激战了40天。

王鸿恩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块木牌歪歪扭扭地写上了“战胜唐古拉”五个字，插在山巅的雪地里。木牌脆弱，在风里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又有人另想出了个招数，用木棍在山坡的冻土地上一刨一挖地刻着这五个字。慕生忠看见了，说这样刻到牛年马年才能刨出个字来，是刨金娃娃吧!他送上一把已磨得成“月牙铲”的铁锹，说：用它刻，管用!

木牌仍站在山上，很像一个人。刻在坡地的字便是这个人投下的永不消失的影子。

慕生忠攀上了一辆卡车，站在车厢里。这车停在世界屋脊上，他就是世界屋脊之脊了。他要站在这个地方做一件事，一件大事。给北京起草了一封电报。内容是：

彭总并转中央：我们已经战胜唐古拉山，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路30公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我们还在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拉萨。

慕生忠　1954.10.20

把电报交给发报员后，慕生忠的心情还激动不已，他顺手摸了一张纸一支笔，写了一首诗：

唐古拉山风云，

汽车轮儿慢滚。

今日锨镐在手，

铲平世界屋脊。

很快就诞生了这首诗，在唐古拉山上。自我感觉良好。他没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包括已经写了一些诗而且自认为写得不错的任启明。慕生忠把诗交给在场的人朗读了一遍。他闭上眼睛听得很得意。铲平世界屋脊!这样有气派的诗句，只有站在世界屋脊上的人才能写得出。

当夜，慕生忠就收到了北京回复的电报：

慕生忠同志：欣悉你们在克服种种艰苦困难后，已打通举世闻名的唐古拉山，甚慰。谨对全体筑路同志们表示慰问，并望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完成通车拉萨的光荣任务。

慕生忠把电文给大家念了一遍，之后他又反复读了数遍。可以想象得出，北京的声音传到这边远的雪山会给人们带来多少动力。夜已经很深了，大家还没有丝毫的睡意。这晚，在唐古拉山慕生忠肯定是最后一个入睡的人。后来他索性把筑路队几个领导召集到他的帐篷里，对他们说：

“剩下的唐古拉山到拉萨的这段距离，虽然原先就有一条不成形的驼路，但要把它修成真正能走汽车的公路，任务并不轻松。我想了想，这样吧，咱们兵分三路，分而治之。一个队赶到黑河，从那儿往拉萨修。留下一个队加工整修，其余的几个队接着在唐古拉山往黑河修。最后的冲刺了，鼓把劲就上去了!”

慕生忠把电报放在枕边，开始入睡。他的呼噜声刚响起，东方的天际就露出了乳白色。应该说这是他上山来睡得少也是最香甜的一夜。

摘自《共和国青海记忆丛书》之《青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