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远古的回声（二）

文/李旭

一、茶马应运而生

汉代，云南就出著名的“越赕马”。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马驰名各地，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耐力负重闻名。要是没有马，难以想象大量人员和物资的迁移是否能够实现。有了马匹，是茶马古道形成的重要因素。明代以前，云南马主要供骑乘和征战之用；明代以后，骡马已经多用于货物运输。因为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以驮运货物为主的马帮商队应运而生，供其行走的驿道也在不断延伸。这些马帮商人不仅沿古代西南古道到了东南亚、南亚，还开拓创新，走上了青藏高原。而在横断山脉北端的四川，早在汉唐时代就完成了这一过程，并与云南边疆地区形成了一体的交通网络。

唐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在云南，更产生了南诏、大理国地方政权，前后延续500多年之久。该政权的历代统治者并非闭关锁国之流，他们与来自中原内地及来自横断山脉以西的吐蕃政权有过密切交往，并结成长时期的同盟关系，促成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徐嘉瑞先生早就看到：“南诏之祖先，来自嶲州。而洱河民族，乃庄蹻苗裔。远自汉代，已与印度、缅甸、暹罗及国内之西藏交通。及南诏立国，交通益繁。且自两司马开通西南时，洱河民族已受中原文化之陶融。降及唐代，影响尤深。佛教势力，亦深入南诏，至今不衰。故其文化之来源，实具有西北高原之夏民族文化，及沅、湘流域之楚民族文化，以及汉唐以来不断输入之中原文化。又不断受中原文化及西藏的影响，加以西南邻国之军事、商业、宗教等种种之关系，故其文化元素甚为复杂。经历悠久之时间，熔为一炉，成为一种特殊之文化体系，造成蒙、段两期之辉煌时代。”李孝聪也指出：“南诏政权对吐蕃有一定的依赖关系，当中原王朝过分限制南诏的发展时，迫使云南地方政权只能寻求在东南亚地区或西藏地区之间维持物资交流。”公元678年，吐蕃势力向东进入云南洱海北部地区，公元680年建立神川都督府，在南诏设置官员，向当地白蛮、黑蛮征收赋税，摊派差役；据敦煌藏文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赞普都松芒结布御驾亲征洱海地区，并死在军中，而他儿子赤祖德赞的妃子，则是一位南诏公主，吐蕃赞普还与南诏王以兄弟相称。在吐蕃赞普与南诏王的盟誓歌词中，赞普吁请其王室的先祖神和王权的守护神雅拉香波护佑南诏，因为南诏王已是赞普的兄弟：“亲近呢越亲近，近神呢近天神，可靠呢越可靠，香波呢更可靠。”两者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茶马贸易应是两地双方重要交易内容。同时，南诏还与联接中原的巴蜀地区、黔渝地区有频繁的接触，还与中南半岛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经常往来。历代南诏、大理统治者无不重视制度建立，修筑道路，设置城邑，开设驿馆，使以大理为中心、遍及云南全境的驿道网络初步成形，不仅在西北方向交通吐蕃，并且内接巴蜀和中原，外通东南亚、南亚诸国，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驿道交通。尤其大理马在宋朝中原地区信誉卓著，于广西邑州、宜州的茶马互市十分兴盛，于是滇黔东南部达广西一线，再转杭州的驿道也畅通起来。

公元1253年，蒙古骑兵由忽必烈等率领，从川西分三路插入云南，灭掉大理国，进而征服南宋，进一步打通了西南通往各地的道路，并在原驿站的基础上设置了驿传“站赤”，多条主驿道四通八达，效率也大为提高，大大促进了西南的交通，使西南的驿道运输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元王朝与西藏特殊且密切的关系，无疑大大加强了川、滇地区与青藏的联系。

明成祖永乐十一年颁封给止贡噶举领真巴儿吉坚的封王金印

明代朱元璋后辈用心经营川、滇、黔地区，西南驿道更有所发展，官方不仅大量移民入黔、滇，而且开筑道路、广置驿传，并以民户或兵士为驿铺夫役，屯田自给，终身服役。许多交通要道上的驿站逐渐人烟繁衍，辐辏而成村镇。至今黔、滇各地还有不少地方以当年驿、铺、堡、哨为地名。因藏民族对茶叶的渴求、明王朝对战马的需求，两地间的茶马赠予和互市已经展开，道路已然成熟。

清代西南驿制基本沿袭元明，只是更为完备，在人口和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加之铜、锡、茶等物产的开采运输，驿运进入了鼎盛时期，并与交通四川、西藏的道路形成了整体网络，且有一些相关的人群在这些道路上落脚安家，促进了道路以及周边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川西、藏东方面亦如是。茶马古道的开通和畅行，其实都与西南地区作为边疆的开发拓展分不开，是西南作为边疆发展的绝好缩影。茶马古道作为大西南地区自古以来联接地域经济文化、打通对外交流途径的道路，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我一直在想，2000多年前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那儿意外看到产自中国蜀地的蜀布、邛竹杖等，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惊讶？他据其实地见闻，提出：在陆路交通方面，除了从敦煌至哈密，由天山南北两路达葱岭、大月氏、大夏等地这一通道外，在西南还存在另一条对外交通途径。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印度同大夏之间早已存在一条通商之道，而这条通道又便捷、直接地同四川、四川西部（原西康一带）、云南，以及西藏的通道相连。于是，雄才大略，个性豪强的汉武帝在北击匈奴后，于公元前109年、前105年两次用兵云南，试图征服阻挠他实施交通印度计划的昆明夷，洱海一带也随之归顺。汉武帝在这一带建立了四个郡统治。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在该地域设立永昌郡，于是，东汉的统治区域几乎包括了今天的四川西南及云南省全境，南接缅甸、西邻西藏、北通巴蜀、东联滇越。至于中国西南地区相通印度，是经过缅甸，还是经过吐蕃西藏，我以为两条途径都存在，可能因为时势不同而有所偏重。直至近现代，这两条道路的交通也都存在，有的商人走缅甸，有的走西藏；有时走缅甸，有时又走西藏。

汉代开西南夷，在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区设置郡县，主要目的就在于寻找对外交通的通道，转而进入西域。随着汉朝的逐渐衰落，汉武帝寻求打通的直接通往印度的道路并未成形。但这并不意味着直接交通印度的道路不存在。官道不通，民间的商贸照样在进行，从印度经由藏地到达蜀川滇地区，或者反向过来，很可能不只存在南北向的沟通，而且早已存在东西向的横向交流。唐时，樊绰在其《蛮书》或称《云南志》中就提到过由滇入吐蕃的道路：“大雪山在永昌西北。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三面皆是大雪山，其高处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又说：“永昌城古哀牢地，在玷苍山西六日程。西北去广荡城六十日程，广荡城接吐蕃界。隔候雪山西边大洞川……”虽然这些历史记载和相关论述还没有提到与茶与藏地相关的交换贸易，但这些交往无疑是后来茶马古道的先声和基础。由此可见西藏与云南之间早有贸易往来，以后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和大范围普及，这条通往雪域藏地的道路便成了名副其实的茶马古道。

也许，自从人类文明刚刚发端，人类开始学会了使用双腿，并在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茶马古道便开始形成？

二、人背马驮走出的古道

及至汉地由南而北兴起饮茶习俗和茶文化，藏地广大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贵族和农牧民了解到茶叶的好处，并产生了对茶叶的资源性需求，茶马古道在上述古文明通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就完全是应运而生的事情。

绘制于清代的西藏全境地图，载于《西藏图考》副本

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满足这一需求的路径。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于是过去的古文明通道逐渐为经济交流道路所替代，茶马古道也就水到渠成。

当年人们冒死来往于茶马古道，主要是为了贸易获利。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展，总得进行相应的贸易交流，这是任何自然或人为的因素都阻挡不了的。为了生存，为了丰厚的经济回报，商人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供需各地，就形成了世所罕见的茶马古道。正如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录藏族古谚唱的：“来往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顾不得。”就是这千千万万马帮商人抛家别子，风餐露宿，常常逾年不归的来来往往，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一步一步踏出了一条山道，终于流淌成各地间相互沟通的生命大动脉，成为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的联系纽带，成为汉藏交往的主渠道，成为中国与外面世界沟通的又一条通道。

西藏带有本教左旋“卐”字符的彩陶

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 甘肃省博物馆

过去，我们对经济需求对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认识得太不够了。在民间，这样的相互交流要比官方记载或人们所想象的丰富得多。

除商业贸易的渊源外，茶马古道的诞生和形成还与宗教活动有关。

青藏高原是一片神秘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土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在倾听和关注着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他们看来，现世的一切，无非是向来世的一个过渡，是为来世所做的一种付出和准备，是为了到达到西方乐土或进入香巴拉的一种无条件的努力。随着印度佛僧以及虔信佛教的唐文成公主进入藏地，佛教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相互融合，成为颇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进而成为整个藏地全民信仰的宗教。

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古墓出土（2012）的“王侯”汉字丝织品，时代相当于汉晋时期；同纹样的丝绸在新疆也有发现

而在西藏及其相邻地区，广大藏族人民和其他藏传佛教信徒一直保持着朝拜神山圣湖、到各处圣地转经的习俗。大家把这些朝圣转经者称为“觉巴”。到一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觉巴们就携带着简单的行李，徒步穿越藏地旅行，去拜谒圣城、寺庙和传说中由于某种原因而被认可的神山圣地。没有朝山转经的人，被认为死后不能超度苦海。我甚至见过不到10岁的小孩子，怀里揣一袋糌粑和一二十块钱，就悄悄跑出家来前往拉萨。

一些藏族人民常常不远千里磕长头到圣地朝拜

随着强大的吐蕃势力向东和东南扩张，佛教也大规模深入这一地区，通过藏传佛教在滇西北和西康地区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丽江纳西族、大理白族和康区藏族的经济及文化交流，增进了几个民族之间的友谊。信徒香客们常常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之间来来往往，藏客们也因之形成。有些走过茶马古道的老人就认为，云南丽江和四川康定之所以出现来往藏地的“藏客”，形成两地间经济文化的密切交往，从而形成茶马古道，跟转经朝圣的人有密切关系。

转山朝圣者通常就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交换商品者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渊源关系，不仅康区的藏传佛教信徒争相到卫藏和后藏地区朝圣，藏地的民众也常常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康藏高原来到丽江，朝拜那里的文峰寺等喇嘛寺，然后再到大理朝拜著名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以及剑川的石宝山。藏族人民把这种艰苦而又必须的行程叫“敢朗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经”。他们有的靠沿途乞食完成自己的夙愿；有的带一些自己家乡的土特产，一路交换作为盘缠，回去时又买一些生活必需的茶叶等带走。这无疑启发了内地的生意人。为什么不能把生意做到他们那儿去呢？这里的东西带到那里可以卖到好价钱，那里的东西带回来也很好卖，这样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于是，便有了来往的“藏客”，便有了“茶马古道”。

神圣和世俗有时候的确分不开。茶马古道就是这么一条既浸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充溢着浓重商业气息的道路。

唐蕃甥舅会盟碑

就这样，由于广大民众的需要，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形成了茶叶的大量运输贸易，并在汉藏边缘形成茶马互市的市镇且连接成线，茶马互市及其山货特产贸易这样一种资源互补配置，造就了茶马古道。也由于弥漫于藏地及相关地区浓重的宗教氛围，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朝圣活动，形成了古道上人流和物流的大量交往。而这种交往必然带来相应的其他文化的传播和相互影响。更由于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这种极特殊的载体，它们能渗透到所有有人烟的地方，并与当地民众发生密切的联系，使得茶马古道逐渐形成了联系沿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但由于茶马古道不可思议的艰难险阻和遥远漫长，这条古道被人们忽略忘却。古道在静默中浸透各种神秘苍茫，数千年的岁月积淀下无与伦比的文化宝藏，期待着人们去发现它那无尽的奥秘。

摘自《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