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一）

文/王小忠

三弟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我知道三弟不是个清闲人，没有事情一般不给我来电话。电话里三弟嗫嚅着，不肯说出原因。挂了电话，我直接给父亲打了过去。父亲倒很利索，说三弟要借钱。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那沉默寡言、刚强了几十年，而且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的三弟，竟然开口向我借钱，一时间，我陷入了惶恐与沉思之中。之后，涌上心头的便是一种莫名的疼痛和巨大的悲凉——不是因为钱。与钱无关，而是为我那三个在这个狂躁时代里各奔东西、几乎形同陌路的骨肉兄弟，我那日渐变得丑陋、陌生的乡下老家，以及面目日渐模糊、遥远的村庄。

三弟成家比我早，他成家那年，我刚分配到乡下一所中学教书。当时手头十分拮据，帮不上忙不说，就连那份人情都无法实现。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一面拉扯家庭，一面侍候老人，不容易。尽管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比起他所做的一切就不足为道了。

三弟的心很“野”，巴不得一夜变成“地主”。我们的出生恰好赶上土地下放，或多或少都分到了几亩土地和不多的牛羊。土地对农区而言，自然是存活的根本，因而地少地多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贫富的标准。正因如此，那些年漫山遍野都是开荒的人。等三弟有力量开荒的时候，河道附近的荒滩早已变成了农田，就连山梁上也所剩无几了。

我们兄弟好几个，父亲和母亲似乎还嫌不够。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没有再添人口。而三弟并没有消停下来，初春时分，他总是扛着农具从一个山头跑到另一个山头。荒滩开垦出来的田地当年是不能下种的，因墒情不足，且杂草众多，隔年才可以勉强种些燕麦之类的饲料。那时候父亲基本赋闲在家，但他对家里的一切仍旧不放心。吃罢晚饭，父亲总要盘问三弟许多关于田地的事儿，我们几个算是成了闲汉。大哥和二弟从小就志不在种田，当然，他们内心的想法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关于田地的事，父亲从来不问我，奇怪的是他对大哥和二弟也不闻不问。大哥和二弟常年在外，我想他们对家里田地的事情也是一无所知吧。他俩的责任就是清明过后动身，冬至前后回来，然后将挣来的钱全都交给父亲。

一个家毕竟容不下不同的几个外姓人。这话是父亲说的。他说这话给我们听，目的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兄弟们必须分家。就在我等待分配工作那年，父亲给我们兄弟四人开了个很长的家长会，结果是大哥和二弟必须出去，三弟留在家中。至于我，父亲始终没有考虑，分田地和牛羊也没有我。我当时笑着问父亲，父亲想了一下，说，你是公家的人，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了。

看起来父亲在分家这件事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人，就连三弟开垦出来的荒地都做到了平均分配。实际上父亲还是怀有私心的，或许父亲早就看出大哥在田地上不抱希望，所以分给大哥的田地多半在偏远的山洼处。相对大哥和二弟来说，三弟的田地不但在附近，而且平整得多。然而谁也不会想到，正是那几亩山洼处的田地，后来竟给大哥带来了无限的惊喜。

三弟的婚姻父亲没有过多操心，毕竟老了，当然也是大哥能耐了许多。一年之后，大哥和二弟将部分田地归还给三弟。表面上看，他们二人好像真的吃不了苦，实际上是不愿意种，与其荒废，还不如让三弟去劳作。三弟是能吃苦，可一年下来，所有的收成根本抵不上大哥和二弟的一小半。三弟曾经动过不种田的念头，无奈拗不过父亲的固执。话说回来，一个庄稼人不种庄稼难免心里会发慌，何况父亲经常唠叨满山挖野菜的那段岁月。三弟和父亲最亲，也住得最久，大概是在行为和思想上早被父亲挂在嘴边的苦难日子浸透了，只有每个柜子满满的，他的心里才会踏实。也正是这个原因，大哥和二弟出远门的时候从不会考虑三弟。

大哥和二弟相对村里其他人而言，是跑得最远、见过世面最多的人了。也好，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他们确实比其他人提前迈出了一步。三弟结婚那年，大哥已经开始自己包工了。二弟跟着大哥，村里人也给他安上了“小工头”的名号。结婚之后的三弟依旧放不下那些田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日子。我不富有，也不贫困，就那样安于喜好，平平淡淡。遗憾的是三弟的婚事我始终没有帮上忙，如今还是一块心病。

人生的确不能预料，我在乡下教书的日子刚刚安稳，突然之间却被调到离家很远的城里去。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内心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觉——高兴？担忧？失落？不情愿？或是其他……从乡下到城市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然而摆在我面前的远远不是想象的那般美好。还好，家里的一切不需操心，有三弟在，恐怕大哥和二弟也像亲戚一样了。

大哥和二弟在村里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已经成了有钱人，且村里人挣钱的门路几乎都是他们开辟的。清明一过，一把种子撒到田地里，全村年轻人几乎一夜间就走光了。田地交给自然，人已经无心去打理。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自古以来靠天吃饭，谁敢保证天道是否顺利？谁也无法阻止收割前后的那场冰雹。于是，在外挣钱成了大家对田地极为失望之后的另一种生活道路。那时候外出打工的农民总是被人骗，天南海北，工头是哪儿人都不知道，谈何讨债？于是，大哥的身边自然而然多出了本村的人。

去年春节期间，我早早就回家了。村里一年一个变化，而年味比起小时候却减了不少。我们兄弟坐在一起，也似乎少了当年的亲近。三弟表现得更为突出，没坐一阵就借口走人了。我的意识中已经感觉到某种细微的变化，到底是什么东西阻隔着我们？大哥说起他的工程队，也没有了往年的那种劲头，只是叹气。他们对我的境况基本不问，大概源于父亲当年留下的那句话。我从此真和这个家没有关系了吗？

那天晚上，从大哥家出来之后，我和父亲唠叨了许久。父亲的话总是令人深思，然而父亲的固执却始终没有改变，他视田地为珍宝，实际上的确如此，我们何尝真正离开过田地呢！

我们将兄弟间的微妙关系一直隐瞒着父亲，可父亲偏偏给我说起相关话题。大概考虑其他因素，他说起来总是遮遮掩掩、结结巴巴的。父亲说，没钱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家人，富裕了就成死对头。其实父亲早就发觉了兄弟间的罅隙，只是没有挑明而已。实际上，这样的事实已经屡见不鲜。但我想，这样的事情是不会轮到我们兄弟之间的。相比富人，我们还很穷，何况三弟还死守着那几亩田地。

父亲说，大哥和二弟想不到一块，他们已经分开干了。还说二弟算是大哥一手带起来的，不应该那样。至于三弟，父亲没有多说。我想，父亲并不是有意袒护，而是他从三弟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农民的本分——守住田地。

人与人交往最好不要沾钱，兄弟之间尤为重要。其实这几年我一直想说，就是说不出口。兄弟之间一旦反目成仇，那种仇恨可能更久远、更可怕。从父亲的口中，我听出大哥与二弟之间的某种不和。还好，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糕。三弟虽然早已死心，但我也看得出，他这两年的心思并没有完全沉浸在田地上，应该有所变化。平心而论，那几亩田地能勉强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问题，原则上来说也算能过一辈子。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栖居着一头张着大口的野心十足的“豹子”，仅仅解决温饱是无法豢养那头“豹子”的。大家都是为豢养那只“畜牲”而想方设法，你死我活地拼命，何错之有？我们只是不希望那只“畜牲”从内心深处跑出来。

那夜，父亲的话让我难受了很久。春节过完我就离开了。离开前，我们兄弟四人玩了整夜的牌，无论牌技与输赢，大家都很开心。但有一件事，在我心里依旧是一个疙瘩。玩牌期间，他们各自掏出一包烟，互不相让，也不越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然而“兄弟”这个原本十分温暖的词却在我的心里渐渐起了些变化——隔阂？冷漠？甚至仇视？我想不出结果，也找不到原因，我只是坚信最初的那滴血永远是温热的，它不会随光阴的流逝而日渐冰凉。

摘自《兄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