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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旧闻(四)

2021-04-08摘自《时代记忆文丛》之《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散文随笔书信选》原文地址

乡里旧闻(四)

文/孙犁


梦中每迷还乡路,

愈知晚途念桑梓。

——书衣文录

瞎  周

我幼小的时候,我家住在这个村庄的北头。门前一条南北大车道,从我家北墙角转个弯,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对门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那时,瞎周的父亲还活着,我们叫他和尚爷。虽叫和尚,他的头上却留着一个“毛刷”,这是表示,虽说剪去了发辫,但对前清,还是不能忘怀的。他每天拿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烟,显得很寂寞。

他家的房舍,还算整齐,有三间砖北房,两间砖东房,一间砖过道,黑漆大门。西边是用土墙围起来的一块菜园,地方很不小。园子旁边,树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树,这种树木虽说并不名贵,但对孩子们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挂牌子,摘下来像花朵一样,树身上还长一种黑白斑点的小甲虫,名叫“椿象”,捉到手里,很好玩。

听母亲讲,和尚爷,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并不瞎,娶了媳妇以后,因为婆媳不和,和他父亲分了家,一气之下,走了关东。临行之前,在庭院中,大喊声言:

“那里到处是金子,我去发财回来,天天吃一个肉丸的、顺嘴流油的饺子,叫你们看看。”

谁知出师不利,到关东不上半年,学打猎,叫火枪伤了右眼,结果两只眼睛都瞎了。同乡们凑了些路费,又找了一个人把他送回来。这样来回一折腾,不只没有发了财,还欠了不少债,把仅有的三亩地,卖出去二亩。村里人都当做笑话来说,并且添油加醋,说哪里是打猎,打猎还会伤了自己的眼?是当了红胡子,叫人家对面打瞎的。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报应,是生分畜类孩子们的样子!

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铺着一张席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盖上,搓麻绳。这种麻绳很短很细,是穿铜钱用的,就叫钱串儿。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好的麻绳,到集市上去卖了,再买回原麻和粮食。

他不像原先那样活泼了。他的两条眉毛,紧紧锁在一起,脑门上有一条直直立起的粗筋暴露着。他的嘴唇,有时咧开,有时紧紧闭着。有时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时候像是要哭。

他很少和人谈话,别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他的老婆,每天守着他,在炕的另一头纺线。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岁数和我相仿。

我小时到他们屋里去过,那屋子里因为不常撩门帘,总有那么一种近于狐臭的难闻的味道。有个大些的孩子告诉我,说是如果在歇晌的时候,到他家窗前去偷听,可以听到他两口子“办事”。但谁也不敢去偷听,怕遇到和尚爷。

瞎周的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鲁迅小说里所写的豆腐西施。她在那里站着和人说话,总是不安定,前走两步,又后退两步。所说的话,就是小孩子也听得出来,没有丝毫的诚意。她对人没有同情,只会幸灾乐祸。

和尚爷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紧张了起来,他为这一桩大事,心神不安。父亲的产业,由他继承,是没有异议或纷争的。只是有一个细节,议论不定。在我们那里,出殡之时,孝子从家里哭着出来,要一手打幡,一手提着一块瓦,这块瓦要在灵前摔碎,摔得越碎越好。不然就会有许多说讲。管事的人们,担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灵前放的那块石头上,那会大煞风景,不吉利,甚至会引起哄笑。有人建议,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儿子去做。

瞎周断然拒绝了,他说有他在,这不是孩子办的事。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孝心,一定会感动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于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练习和准备工作,到出殡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看热闹的人们,几几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里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形之于外了。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我因为离开家乡,就不记得了。他的女人现在也老了,也糊涂了。她好贪图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从地里拾庄稼回来,走到家门口,遇见一个人,抱着一只鸡,对她说:

“大娘,你买鸡吗?”

“俺不买。”

“便宜呀,随便你给点钱。”

她买了下来,把鸡抱到家,放到鸡群里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儿子回来,她高兴地说:

“你看,我买了一只便宜鸡。真不错,它和咱们的鸡,还这样合群儿。”

儿子过来一看说:

“为什么不合群?这原来就是咱家的鸡么!你遇见的是一个小偷。”

她的儿子,抗日刚开始,也干了几天游击队,后来一改编成八路军,就跑回来了。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钱,被送到外地去劳改了好几年。她的孙子,是个安分的青年农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1982 年5 月31 日上午续写毕

楞起叔

楞起叔小时,因没人看管,从大车上头朝下栽下来,又不及时医治——那时乡下也没法医治,成了驼背。

他是我二爷的长子。听母亲说,二爷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个板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着一道墙。从我记事时,楞起叔就给我一个好印象——他的脾气好,从不训斥我们。不只不训斥,还想方设法哄着我们玩儿。他会捕鸟,会编鸟笼子,会编蝈蝈葫芦,会结网,会摸鱼。他包管割坟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坟地里的草衰白了,田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割完了,蝈蝈都逃到那混杂着荆棘的坟草里,平常捉也没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坟之日,才能暴露出来。这时的蝈蝈很名贵,养好了,能养到明年正月间。

他还会弹三弦。我幼小的时候,好听大鼓书,有时也自编自唱,敲击着破升子底,当做鼓,两块破犁铧片当做板。楞起叔给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里演唱起来。这是家庭娱乐,热心的听众只有三祖父一个人。

因为身体有缺陷,他从小就不能掏大力气,但田地里的锄耪收割,他还是做得很出色。他也好喝酒,二爷留下几亩地,慢慢他都卖了。春冬两闲,他就给赶庙会卖豆腐脑的人家,帮忙烙饼。

这种饭馆,多是联合营业。在庙会上搭一个长洞形的席棚。棚口,右边一辆肉车,左边一个烧饼炉。稍进就是豆腐脑大铜锅。棚子中间,并排放着一些方桌、板凳,这是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里安排一个锅灶,烙大饼。因为身残,他在灶旁边挖好一个二尺多深的圆坑,像军事掩体,他站在里面工作,这样可以免得老是弯腰。

帮人家做饭,他并挣不了什么钱,除去吃喝,就是看戏方便。这也只是看夜戏,夜间就没人吃饭来了。他懂得各种戏文,也爱唱。

因为长年赶庙会,他交往了各式各样的人。后来,他又“在了理”,听说是一个会道门。有一年,这一带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后,地变碱了,道旁墙根,都泛起一层白霜。他联合几个外地人,在他家院子里安锅烧小盐。那时烧小盐是犯私的,他在村里人缘好,村里人又都朴实,没人给他报告。就在这年冬季,河北一个村庄的地主家,在儿子新婚之夜,叫人砸了明火。报到县里,盗贼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烧盐的人们。他们逃走了,县里来人把楞起叔两口子捉进牢狱。

在牢狱一年,他受尽了苦刑,冬天,还差点没有把脚冻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事前事后也不知情。县里把他放了出来,养了很久,才能劳动。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

他还是好喝酒,好赶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们才散场。然后,他拿着他那条铁棍,踉踉跄跄地往家走。如果是热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树,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逢年过节,要账的盈门,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气好,又乐观,村里有人叫他老软儿,也有人叫他孙不愁。他有一个儿子,抗日时期参了军。全国解放以后,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了长寿。

1982 年5 月31 日下午

根雨叔

根雨叔和我们,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条小胡同里,这条胡同的一头,可以通到村外。他的父亲弟兄两个,分别住在几间土甓北房里,院子用黄土墙围着,院里有几棵枣树,几棵榆树。根雨叔的伯父,秋麦常给人家帮工,是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好像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他浑身黝黑,又干瘦,好像古庙里的木雕神像,被烟火熏透了似的。根雨叔的父亲,村里人都说他脾气不好,我们也很少和他接近。听说他的心狠,因为穷,在根雨还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边,卖掉了。

民国六年,我们那一带,遭了大水灾,附近的天主教堂,开办了粥厂,还想出一种以工代赈的家庭副业,叫人们维持生活。清朝灭亡以后,男人们都把辫子剪掉了,把这种头发接结起来,织成网子,卖给外国妇女作发罩,很能赚钱。教会把持了这个买卖,一时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都织起网罩来。所用工具很简单,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块小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头发,街头巷尾,年轻妇女们,都在从事这一特殊的生产。

男人们管头发和交货。根雨叔有十几岁了,却和姑娘们坐在一起织网罩,给人一种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觉。

人家都把辫子剪下来卖钱了,他却逆潮流而动,留起辫子来。他的头发又黑又密,很快就长长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顾影自怜,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辫子姑娘们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担着两只水筲,到村北很远的地方去挑水。一路上,他“咦——咦”地唱着,那是昆曲《藏舟》里的女角唱段。

不知为什么,织网罩很快又不时兴了。热热闹闹的场面,忽然收了场,人们又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里开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给人家磨面了。磨坊里安着一座脚打罗,在那时,比起手打罗,这算是先进的工具。根雨叔从早到晚在磨坊里工作,非常勤奋和欢快。他是对劳动充满热情的人,他在这充满秽气,挂满蛛网,几乎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的破棚子里,一会儿给拉磨的小毛驴扫屎填尿,一会儿拨磨扫磨,然后身靠南墙,站在罗床踏板上:

踢踢跶,踢踢跶,踢跶踢跶踢踢跶……筛起面来。

他的大辫子摇动着,他的整个身子摇动着,他的浑身上下都落满了面粉。他踏出的这种节奏,有时变化着,有时重复着,伴着飞扬撒落的面粉,伴着拉磨小毛驴的打嚏喷、撒尿声,伴着根雨叔自得其乐的歌唱,飘到街上来,飘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业了,他又给本村人家去打短工,当长工。三十岁的时候,他娶了一房媳妇,接连生了两个儿子。他的父亲嫌儿子不孝顺,忽然上吊死了。媳妇不久也因为吃不饱,得了疯病,整天蜷缩在炕角落里。根雨叔把大孩子送给了亲戚,媳妇也忽然不见了。人们传说,根雨叔把她领到远地方扔掉了。

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他笑,更听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时,他得到五亩田地,精神好了一阵子,二儿子也长大成人,娶了媳妇。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儿子吵架。冬天下雪的早晨,他也会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场里。终于有一天夜里,也学了他父亲的样子,死去了,薄棺浅葬。一年发大水,他的棺木冲到下水八里外一个村庄,有人来报信,他的儿子好像也没有去收拾。

村民们说:一辈跟一辈,辈辈不错制儿。延续了两代人的悲剧,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1982 年6 月2 日

摘自《时代记忆文丛》之《文学和生活的路——孙犁散文随笔书信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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