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岭的日与夜

文/姜峰

上午9点，深冬的晨曦刺破长夜。

石油小镇花土沟，距离我国的东部海岸线有3000公里之遥，日出时间比北京要晚1小时40分。

清早拉开窗帘，我总有种恍惚之感：荒凉的戈壁上，伫立着成排的三层小楼，楼顶烟囱里蒸腾出大量水汽，显示着员工宿舍良好的供暖；宿舍楼间，点缀着餐厅、澡堂、电影院、体育馆，彼此离得都不近，再加上横平竖直且宽敞的街道，足见这里是一座白纸作画、大笔规划的新城；所有建筑都不高，最高的要数一座中国移动的信号塔，小镇整体呈现出一种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色调，兼有苏联、东欧的审美风格，处处洋溢着年代感；远望，群山裸露，绿意难觅，火烧火燎的嗓子眼，提醒着我这里是柴达木盆地深处。

花土沟镇充满年代感的老体育馆

栖居荒漠、年代斑驳——我脑中涌出了最适合描述此情此景的字眼。

把最厚的衣物都裹上。街道上，除了午饭和晚饭时间，人迹寥寥，鲜明的红色防静电工作服，一眼就能辨认出是油田职工。花土沟是中国石油青海油田的生产基地，干部职工们大多把家安在了敦煌，每次上来轮班，一待就是两个月，白天到油井一线工作，晚上就住在这片生活区，油田拉动起了整座小镇。小镇的西南边，散布着茫崖市各个部门的机关楼和宿舍。2018年底，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在这里诞生，但看上去更像是为油田配套的，茫崖的骨子里，流着黑色的血液。

2017年12月蹲点调研，2019年1月新春走基层，我曾两次到访此处，前前后后住过十来天，对这里也混了个半熟：花土沟镇的西北边，是阿尔金山，山那边便是新疆；它的南边，是一座叫尕斯库勒的盐湖，湖的南边，便是莽莽昆仑——山下湖畔，俗称“磕头机”的上百口油井连成了一条线，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里那句“昆仑山下送晚霞”就取材于此；它的东北边，是一片巨岩交错、万壑纵横的山岭，也是青海油田原油生产的主战场，取了个名字叫“英雄岭”。

油田人很平凡，但没有一个是懦夫。

1988年生人的任磊，祖籍西安蓝田。

20世纪50年代末，他的爷爷路过西安火车站，正好碰上油田的人招工，就误打误撞来到了柴达木，在冷湖干测井工，一干就是三年，后来因为他的太爷爷在蓝田老家农村说了门亲事，爷爷才回来娶了奶奶，然后一起回到油田，再也没离开，属于第一代柴达木建设者。任磊父亲那一辈，兄弟姐妹四人都在油田工作，他父亲干了一辈子柴油机修理工。到了任磊，自小在子弟学校就读，高中同学里有四分之一考大学时都学了石油专业，他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后又应聘回青海油田，如今当上了技术员，属于典型的油三代。

任磊的工作岗位，在英雄岭狮子沟采油作业区。作业区里有一口狮20井，屹立于海拔3430米的狮子沟上，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井。站在井旁，举目四望，到处是连片隆起、千沟万壑的巨型土丘，表面裸露着坚硬的黄铜色皮肤，确实像极了一头卧狮。这里也是英雄岭的制高点，西边的阿尔金山、南边的昆仑山一览无余。

千岩万壑的英雄岭

青海油田采油三厂采油二班，负责狮20井的日常采油工作。全班有38人，其中只有2名女工。一位叫孔雯雯，也是油三代，在天津上的大学，毕业后本来留在那里从事会计工作，但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这里。她告诉我，脚下的很多油井都是她父亲当年打的，如今她来守护，虽然条件比大城市艰苦很多，但自己早就习惯了，而且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她的丈夫也是采油工，就在隔壁的山头工作。

在青海油田，有一个现象一直令我不解：为什么很多油三代会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任磊、孔雯雯并不是个例，我采访过不少油田人，发现年轻一辈大多是油三代，自小对这里的环境就比较熟悉，而来自外地的大学生则很难适应。但这并不是说油三代们包分配，2015年左右，青海油田就不再招子弟工了，凡进必考，而且对学历要求也挺高，竞争还颇激烈。油三代们也并非没得选择，他们中很多人都在外省读过大学、见过世面，有的还在外地工作了，但最后却选择回到了油田，而且还挺心甘情愿。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女孩从厦门大学毕业，当上了马来西亚国际航空公司的空姐，最后还是辞职，回来干起了采油工。

当然，劳动最光荣，工作岗位不分三六九等。但柴达木的环境确实太艰苦了，而且极其闭塞，这一点自小成长在这里的油田子弟们比我有更深刻的认知。青海油田有一位土生土长的副总工程师，就跟我讲起过一个笑话，说的是他爱人从小在冷湖长大，后来到内地第一次见到麦苗时，感叹了一句：“这韭菜长得真高啊！”

也是这位副总工程师，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觉得，一方面有现实的考虑，比如父母都退休在这里，需要人照顾，而且年轻一辈想到外面的大城市打拼，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站住脚跟的；另一方面，油田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油三代们从小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在长辈的熏陶下性格也都比较朴实，对这里在心理上就形成一种眷恋和安全感，因此虽然有无奈，但发牢骚归发牢骚，活儿来了，还是像祖辈父辈一样“撅着屁股干”，也懂得自寻其乐，苦中作乐。

青海油田也对年轻职工进行过思想动态问卷调查，其中有七成以上的人表示喜爱现在的岗位，希望有更大发展空间。联想我接触过的十余位油三代的状态，我相信这份问卷调查的真实性。

那位副总工程师有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外面来的大学生留不住，还是油田的子弟心理承受力强，不会三心二意。”

这话让我想起陈忠实到青海油田采风后，写下的那篇随笔《柴达木掠影》。陈老说，柴达木“超出想象的大自然的严酷，对我发生着连续的冲撞”，他“乐意接受这种冲撞”，因为这种冲撞能够让人“增强精神和心理的钙质，更踏实、更从容地面对生活。”

没有谁生来是要经历苦难的，但对油田子弟来说，旁人鲜有体验过的艰苦恰恰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他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的钙质，他们对生活和幸福的理解，自然比旁人来得更厚实，也更简单。

能站在英雄岭上的，都是些了不起的人。

我也见过一些非典型的油田人。

油田工作之余，精神文化生活是比较枯燥的，但越是艰苦闭塞的环境，越是激发出了油田职工自我表达的强烈诉求。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柴达木石油文学一直是名家辈出，自成一派。我在陕西当记者时，就听说过原陕西省文联主席、老一辈文化人李若冰先生的大名，他早在1954年就曾深入柴达木盆地采风，此后与这里结缘，又五进柴达木，留下了《柴达木手记》等作品，是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如今在青海油田的展厅里，我又见到了那本《柴达木手记》，还听说青海油田自己办了本文学刊物叫《地火》，弦歌数十载不断，既有文艺工作者写柴达木的文章，更多的是基层一线职工的我手写我心。

而年轻一代的油田人，显然已不再满足于在自家刊物上铅印付梓的“自娱自乐”，他们在偏远的茫崖也能与互联网无缝衔接，于是在工作之余有了更多表达的机会。我就遇到一位叫邓科的准90后工人，他的网名叫蓝色蝌蚪，这几年已经发表了5部共计800万字的网络小说，跟他的创作热情比，我实在自叹弗如。

在狮子沟采油作业区，我还遇到一位1991年生人的技术员任世君，他是个幽默爽朗的小伙子，自称油一代，故意要把同事们的辈分比下去。

小伙子是西宁人，祖辈跟油田没有任何关系，巧就巧在，他上中学时班里有一位女孩是从油田来的。接触一段时间后，女孩在大漠戈壁的成长经历，还有女孩父辈在柴达木开采石油的传奇故事，令从小长在城市里的任世君如痴如醉，向往不已，“那个女孩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从此立志要去油田上班”，任世君告诉我。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听儿子讲出这个疯狂的想法后，表示强烈反对。但任世君坚持自己的选择，读大学时，他在武汉，那个女孩在天津，四年分隔异地，并没有阻碍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一起。大学毕业后，他俩双双应聘到青海油田工作，如今已结婚生子。

任世君的选择缘于爱情，也是在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不是遇到自己未来的妻子，他可能会按部就班在大城市里考学、就业、买房、成家。大漠戈壁，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畏途，但总有人心向往之。

2019年新春走基层，我在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狮20井旁，与青海油田的一线职工共同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搞了一场直播，关注人次达到七位数。直播前，我和他们商量，最后以一首歌曲结尾，选来选去，他们决定唱《我们不一样》。

短短半个小时的户外直播，仍然把全副武装的我们冻得受不了，快结束时，我和采油工人们几乎是一边流着鼻涕，一边把《我们不一样》唱下来的——直播完了回到活动板房搭成的值班室，我坐了足足五分钟才缓过劲儿来，脑回路都冻得有点儿断片，只记得，大家唱得格外投入。

2019年新春走基层，我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井做直播

英雄岭上没有开灶的条件，各个采油工作区吃的都是花土沟送上来的盒饭。准确地说，英雄岭上也是没有房屋建筑的，所有值班室其实都是简易板房，职工们完成了对油井的户外巡查，就在这里值班、就餐、休息。板房里，原油味儿就像嵌进了每一道缝隙间刺鼻，我们的午饭晚饭就在这种环境里解决，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油田人有句老话，在野外作业，好厨子顶一个政委。

油田，并不仅仅是男人的世界，英雄岭上，同样演绎着巾帼红颜的风采。

采油三厂，有三个叫李海燕的采油工，也许是高尔基的《海燕》对她们的父辈影响甚深。狮子沟采油作业区的这位李海燕，她的儿子博博已经7岁了，但她只陪孩子共度过三个新年。2019年的春节，青海油田就有上万名干部职工值守在柴达木盆地各个工区的生产一线。

值班室有本台历，李海燕在1月31日上画了个圆圈：那天，他老公会带着博博从敦煌赶到花土沟，陪她在这里一起过年。

按照规定，采油工需要每两个小时巡检一次油井的运行情况，深夜也不例外。因此，值夜班的采油工，需要驻守在英雄岭上，整晚不合眼。

晚上8点，李海燕打着手电，开始了当晚的第一次巡检。高耸的磕头机不懈地运转，像采油工一样忠诚地履行着夜间的使命。白日里被晒得黄铜色的英雄岭，太阳落山后就变得寒冷而漆黑，但李海燕并不寂寞，因为偌大的山岭间，星星点点亮起了许多处灯火，那是各个作业区值班室里一个个不眠的守夜人。

“昆仑山下送晚霞”的歌词取材于此

该告辞了，我走出值班室，只见门楣上贴着“新春大吉”的红纸。不经意间仰头，蓦然发现，英雄岭的上空繁星漫天、银河灿烂，甚至能辨得出颜色——我在青海见过很多次星空，但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星汉。

地平线远方，花土沟稀疏而温暖的灯火渐近，可英雄岭上的奇景却再也看不到了。

摘自《走过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