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与马帮组织
2023-12-26摘自《茶马古道:马帮的传奇生涯》原文地址
商号与马帮组织
文/李旭
马帮拉成一条直线逶迤盘桓在山路上,挂在骡马脖颈上的铜铃随着骡马的迈步而有节奏地叮当作响,宁静的山涧回荡着清脆、悠远的铃声。马蹄铁踏在石头上的声响则沉闷而厚重。这铃声和马蹄的嘚嘚声几乎就是茶马古道的标识。世界上恐怕很少有别的道路像茶马古道这样行走的几乎全是马帮。马帮是茶马古道的一大亮点,是一种道道地地的原生性文化。
赵应仙一行二三十匹骡马,五六个人拉成一条直线走在山路上。在狭窄的山路上,马帮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行进。在茶马古道上,这算是最小的马帮了,路上经常会遇上有三五百匹驮骡的大马帮。赵应仙虽然名为这支马帮队伍的最高管事,拿马帮的行话来说,就是这支马帮的锅头,但这支马帮并不属于他本人所有,他只是他所受雇的商号的代理人,用商号的马帮,负责将货物在滇藏茶马古道上运来运去。骡马和它们所驮运的货物,自有赶马人照料,他不用过问马帮本身的具体事务。
马帮有自己严格的规矩。在当时的云南,商号与马帮之间已形成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商业关系。这也是茶马古道马帮的一个特点: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因贸易需要,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甚至有上千匹的,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在力所不逮时,商号便会雇用专业马帮。
大西南山高水急的地理环境,
过去主要靠人背马驮作为主要交通方式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势高拔,为众多崇山峻岭簇拥,又为众多大江大河切割,交通向来艰险不便。云南西北侧,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方经由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一系列江川与中华文明的摇篮黄土高原相通,东北边也是多山的黔贵、蜀川地区,通过长江水道与中下游相连,东南隔十万大山与两广毗邻,南面是富饶丛林中的东南亚诸国。这一区域高山群峙,大江汇集,山路崎岖陡险,难以通行车辆;江河湍急,航运基本无从进行。千百年来,这里主要以人背马驮的原始方式交通四方。从清末至民国初期,云南官办驿运的衰落大体已成定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
山涧铃响马帮来
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有其物质基础和历史及现实的迫切需求,也是国家边疆开发的要求。云南在汉代就出著名的“越赕骏”。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马驰名国内,称“大理马”。云南马以善走崎岖山道、耐力负重而闻名。明代以前,云南马主要供骑乘和征战之用,之后,骡马才多用于货物运输。因为自明代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云南的商品生产迅速发展,人口也急剧膨胀,随之而来的各类消费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云南的铜、盐、茶的大量生产,促进了骡马运输的迅猛增长,以驮运货物为主的马帮商队应运而生,供他们行走的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拓展延伸。因而,自明清年间,直至现代交通相当发达的今天,云南的交通就有这样的突出特色:骡驮马运,充路塞道。据解乐三先生1964年撰文介绍:“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为马帮极盛时期……公路未通以前,云南马帮,总计不下一万头牲口,为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扩大市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匹。在一些小范围地区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有的马帮在川、滇、藏、黔间作跨省运输,有的甚至常年往返于印度、缅甸、老挝、越南和泰国等国家,有的在省内外、国内外与火车、汽车和海轮进行货物接转运输。于是,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的专业化运输集团,类似于今天的物流运输公司。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
昔日的马帮商人马子商先生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近代化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马帮中赶马人所使用的骡马,有的属于商号所有,由锅头经营管理,有的是锅头自己所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赶马人就纯粹是雇工。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赶马人是自带骡马入伙,加入马帮中,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的两重身份,同时赚有属于他们的两份收入:一份工钱,一份红利。
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有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像云南著名的巨富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最早就由一骡一马起家,终生不忘马帮对他发迹的促进作用,常常告诫他的后代,要把赶马人视为“衣食父母”。
一辈子将马帮视为商号衣食父母的永昌祥老掌柜严子珍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有些马锅头在搞运输发了财以后,也将资金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了自产、自运、自销的经营方式,虽然规模无法与大商号相比,但与那些家大业大、专业化、商团化的马帮一起,对云南社会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清代,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崇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资本都在云南半开万元以上,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大小商户计有1200多家,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甚至国外的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等地。
赵应仙就是受雇于李达三家的达记商号,负责为其管理一支有二三十匹骡马的小马帮,有时骡马数目也会增加到四五十匹,最多时会达到七八十匹,视货物运输量而定。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专业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赵应仙为之效力的李达三家的马帮就属于这一类,他家的马帮就叫“达记”,头骡身上插有达记的旗帜,人们望之即知是李达三家的马帮。达记拥有的骡马最多时达300匹。行走于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大多属于这种家族式的马帮组织。这样的马帮更适合长距离长时间的远程贸易运输。
马帮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结帮,有的地方也叫“扎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邻村子的人,每家出上几匹骡马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骡马,同时选出一名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为总负责的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业务,到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这样的马帮一般无法跑像茶马古道这样漫长的线路,主要接一些季节性的、短期短途的运输活计。
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搭帮”。这种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和营运线路,相互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规矩和责任,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临时走到一起,共同搭伙,形成了临时组合的马帮,然后推举一个负责人为锅头,走完这一趟生意就散伙。
这几种组织形式常常会搅和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组织。
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结帮或搭帮之类的很难走西藏。大商号的马帮往往又分成班。像元德和就有好几班马帮,一个班有两三百、三四百匹骡马,光自己要带的伙食骡马就要二三十匹,或是三四十匹。这样的大马帮一出动就要消耗许多给养,有时候他们在进西藏的路上就要将一些食物存放好,以便回程时再去找来吃。因为回来时已是秋冬季节,骡马的饲料和人的食物都难以寻觅。像赵应仙管理的这种数十匹骡马的小马帮,一般就到沿途熟悉的“主人家”搞食品和草料,有时在进藏时就跟主人家打好招呼,请他们备好相应的粮草,而马帮也会先留下一些茶叶给主人家作为准备粮草的定金。
作为商号“掌柜的”老板,有时也随马帮上路贩运,尤其是在早期创业阶段,或是在大宗贵重货物运输交易时。但他们基本不用管马帮的具体事务,在马帮行进队伍中,他们穿着华贵的衣服,骑乘着好马,还有马脚子专门服侍他们,给他们扎帐篷,烧开水、做饭就更不用说,全是马脚子们的事情了,甚至,他们还可以吹上几口大烟。而像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虽然也有自己的坐骑,不用直接照料骡马和货物,只是起到管理作用,但在其他方面都跟马脚子差不多,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走在一起,等于是商号雇用的工头。当然,如果他有自己的骡马,驮上自己的货物,那他也就是小股东。
昆明城里的马帮雕塑
从古到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意人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是重利轻义的家伙,但据我所知,在马帮里,尤其是在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里,很少有这样的人。走西藏雪域的马帮,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的品格,也锻炼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同时也是探险家,是必须凭自己的智慧、胆识、品格和能力等才能生存的人。在茶马古道上,没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更不可能瞎混日子。一切都是靠真本事。
就凭自己的本事和运气,有人从马帮运输活动中发了家,成为商号掌柜,有的继续做他们的马锅头或赶马人,但规矩和原则并没有改变。正是这些严格的规矩和原则,使得马帮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他们应得的信誉和尊严,有了高大而美好的形象。有的马帮,除了他们客观起到的社会作用外,还会主动、自发地为社会和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云南德钦升平镇人李子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子芳的祖上是江西人,移民到云南后,就用在内地掌握的冶金技术发家,后来在德钦落脚办起了银厂,变成比较道地的藏族。到茶马古道贸易兴盛起来,李子芳也进商号做学徒,在著名的丽江赖家仁和昌总经理黄嗣尧先生手下做事,当然也赶马帮。后来李子芳发达起来,自己成了个小掌柜,在滇藏茶马古道一线很有些名气。1950年解放军由西康向西藏进军时,在藏东重镇昌都与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藏军大战了一场,5000藏军几乎被全歼,阿沛·阿旺晋美带着总管府全体人员撤离昌都,在距昌都不远的地方宿营,观察动静。这时,跟阿沛素有交情的李子芳被解放军派去找到阿沛,对他做了许多工作,直接促成了阿沛与解放军和谈,最终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北京进行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签署了“十七条协议”。马帮商人李子芳立了大功。西藏和平解放后,李子芳被任命为昌都民族贸易公司总经理。
李子芳还不仅仅是一般的马帮商人。他少时曾经做过有名的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父亲的弟子,跟着读了好几年书,跟赵银棠也算是师兄妹关系。赵银棠的父亲去维西教书,李子芳一直跟了去学习。后来赵银棠以一女子之躯,走过许多纳西族地区,写出精彩的《玉龙旧话》一书,但在当时没有经费出版,还是由李子芳出资刻印出来。
赵应仙他们都认识李子芳,他会讲藏话、纳西话和汉话,学识很好,能力很强,是个非常好的人。
摘自《茶马古道:马帮的传奇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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