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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古拉,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她

2020-09-14摘自《中华水塔》第十章原文地址

唐古拉,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她

文/陈启文

风火山为昆仑山南麓的一支,又称烽火山,藏名隆青吉布山,横亘于昆仑山南麓和唐古拉山北麓之间,也是两座大山之间的最高峰,海拔5100 多米。走到这里,我们已从可可西里北大门抵达了南大门,这儿也是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边缘。

人类对一座山的命名绝非望文生义,而是一个精准的定义,这是一座风与火交织的山,冰火两重天。乍一看,就像走近了火焰山,那赭红的山岩仿佛被烈火焚烧了无数次。然而,这寒冷的火焰,却冷到了冷酷的程度。此山地质构造独特,气候酷寒而变化剧烈,山麓周围全是终年不化的永冻层,其主峰托托敦塞为冰斗冰川,终年为积雪覆盖,由于冰川作用,使这里的许多石头形成奇形怪状的石碑林和石海,这是研究地壳运动和冰川冻土的原生地带。从水系看,风火山应属横列于北麓河与沱沱河之间的冬布里山的一段,北麓河则为通天河左岸支流,也是通天河的源流之一。徒步翻越风火山垭口,我裹着厚厚的棉衣浑身直打寒战,山风如刀,阳光明晃晃的,亦如刀片儿一般扎人,阳光里还漫卷着纷纷扬扬的飞雪。这雪花不一定是从天而降,兴许是从冰峰上刮来的。

翻过风火山,唐古拉山脉在风起云涌中依稀可见。那也是一座横着生长的山。在高原上其实很难看见高峰,你根本看不清哪一座山峰是最高的,“近看是山,远望成川”,那山脉仿佛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正从另一个时空里奔涌而来。一路上气象万千,进入唐古拉北麓的二道沟,一场冰雹突如其来,那倾斜的太阳没有在喧嚣的冰雹中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明亮刺眼。二道沟里趴着一幢涂着迷彩的平房,这是自北向南穿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第四站——沱沱河保护站。在呼呼的风声中已隐约听见了河流浑浊的流淌声,我还以为到了沱沱河保护站就到了长江源,但我又错了,一个叫代耐扎西的巡护队员告诉我,长江源在唐古拉山镇,从这儿到那儿还有一百多里呢。

扎西是沱沱河保护站最年轻的巡护队员,才二十出头,在这里已干了三四年了。他是曲麻莱县人,曲麻莱县境一直延伸到沱沱河附近,但县城离这儿有上千公里,而一条供亿万人畅饮的母亲河,这源头之水只有四个人常年巡守。我见到他时,他刚从沱沱河沿巡查回来,一身灰扑扑的,那制服上还有许多泥斑和溅开的冰碴和水渍,像是炸裂的冰雹。看着他,我欲言又止,他却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心思,主动提出给我们带路,他抹抹脸上的冰碴和水渍就随我们上车了。

这一带在行政区域上还属于青海省,但青藏公路唐古拉山段已归西藏自治区安多县公路局养护管理,这段路穿行于冻土地带,一辆辆大货车压得路面咔嚓咔嚓直响,车轮与疾风卷起浓重的灰尘。有的路段被暴雨洪水冲坏了,一路上都在修路,时不时就被堵住了。有的车坏在路上了,那些满身脏污的司机或在换轮胎,或钻在车底下修车。眼看太阳正在西沉,扎西急得直拍额头,为了在太阳落山之前带着我们赶到唐古拉山镇,他比我们还着急,几次下车与公路管理人员沟通,一路都得以放行。

扎西说,幸亏现在还是夏天,这一段路入冬后,经常因积雪路面结冰而导致严重堵车。

就在我这次采访过后的2017年10月底,这平时最多只需两三个小时就能驶过的路段,只因赶上了一场大雪,很多车辆走了七十多个小时也没能走出来,被堵车辆长达近百公里。在茫茫白雪中,那被困车辆一辆接着一辆,根本望不到头,远远看去,就像被冻结在路上。这次被困原因,一是强降雪天气导致道路能见度极低,路面结冰严重,重型车辆路面打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有的司机没有高原驾驶经验,或是低估了青藏高原的气候之恶劣,有些初次进藏的司机,缺乏高原驾驶的经验,上千辆货车的燃油标号太低,导致油路冻结无法启动,又加之许多车辆在抢道和拥挤中占据了救援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进入,从而严重影响了救援。当地交警、运政和武警旋即启动了恶劣天气交通安全管理应急预案,对计划前往此路段的司机发出紧急预警,劝导其暂缓出行或绕行,否则还会有大量车辆驶入唐古拉段继续添堵。在海拔5000 多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唐古拉段,别说堵上三天三夜,就是堵上三小时也是致命的。在严寒之下,为了取暖只能开着暖气,为了节约有限的燃油,很多司机凑在一起,聚在一辆车内抱团取暖,但是因为被困的时间远超过预期,所以许多车内的燃油都因为开着空调而耗尽。而一旦燃油耗尽,驾驶员及乘客就开始进入生命倒计时,即便不在这冰天雪地里冻死,一旦感冒发烧,就会急转为夺人性命的肺气肿。

在疏导交通的同时,安多县应急办和沿线军警及铁路护路队员联动,展开了唐古拉山大营救,向所有司乘人员发放矿泉水、自热饭等食品,安多县所有氧气已运至拥堵路段,那曲也向拥堵路段紧急调运氧气、燃油等救灾物资,还有大量医务人员带着高原医疗设备和药品上路抢救。在各方积极救援下,随着天气好转,拥堵路段终于逐渐疏通。应该说,这一系列应急处置措施和生死大营救,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但还是有一名山东籍货车司机因高原反应严重被送至卫生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另有两名高反强烈的司机紧急送往安多县人民医院抢救。

无论是青藏公路还是青藏铁路,唐古拉这一段都是海拔最高的地方,但既没有险峻奇特的山势,也感觉不到明显的攀升,就像在云雾里随意长出来的。越是这样其实越是凶险。唐古拉山脉是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耸起来的大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岭”,在蒙古语中意为“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这条横亘于青藏高原中部的山脉,大致呈东西走向,西接喀喇昆仑山,东南部延伸接横断山脉的云岭和怒山,绵延一千余公里,海拔5000至6000米,为长江、澜沧江、怒江等江河水系的发源地,也是青海和西藏的天然分界线。

当年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几乎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唐古拉。相传成吉思汗欲取道青藏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却被唐古拉山挡住去路。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这高原有多高,看起来也实在太平了。对于征服了大半个世界的成吉思汗,这座山简直不在话下,一个大英雄,昂首挺胸就可以举起一座山。然而,简直是活见鬼,在翻越唐古拉山时,那些如旋风一般逐鹿中原的战马竟一个个口吐白沫,连连打晃儿,纷纷倒毙。那些身强力壮的蒙古大兵,胸脯像拉风箱般一起一伏,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哪怕骑在马上也浑身发虚,眼前发黑,很多人在他们的战马倒下之前,就从马上纷纷栽倒了。这座藏族人心中最伟大的神山,却成了蒙古铁骑的魔山,每个人都像遭了魔障,直到死去,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那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最后只能弯弓哀叹,带着幸存的兵马大败而归。一个伟大的英雄,在一座看似平平的山岭面前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眼前,唐古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辆车奔跑了一整天,一条路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

我们凌晨五点从格尔木出发,一路长途奔波到这儿,已跑了十二个小时。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高原的太阳一直迟迟不肯落下,不到九点天不会黑。此刻,太阳从唐古拉山东侧照过来,这小小的镇街一半是阳光,一半是阴影,黑白分明。

唐古拉山镇号称长江源头第一镇,也是由青海格尔木入藏的最后一镇。这样一个镇,一看就知道有多小,那街一眼就可以望穿。所谓街,其实就是穿镇而过的青藏公路,以路为街。但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镇,这个镇大得没有边,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乡镇级行政区,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镇,其辖区比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还大,总面积四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相当于半个浙江省,而总人口还不到两千人。在行政区域上,唐古拉山镇属于玉树藏族自治州,但镇中心离玉树州实在太远了,1964年划归格尔木市代管,由于该镇与格尔木市政区没有任何地方接壤,又被视为格尔木市的一块飞地。

这镇街上常住人口六百余人,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镇政府、派出所、卫生院、兽医站、学校,还有兵站、气象站、水文站等单位。两旁二三层的小楼房整齐地排布着,一律是藏式风格,这镇街上有五六十家个体工商户,有开小超市、小旅馆、小饭店等,很多从青海进藏的司机或游客,在翻越山口之前都会在这儿吃饭歇息,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给车辆加水加油,但若不是万不得已,一般都不会在此投宿,这儿海拔太高,高反厉害,又加之那满载货物的大卡车日夜不息地从这路上走过,越是夜深人静越是轰轰烈烈,连房子和床铺都在抖动。这里还时不时就停水停电,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放着一台小型发电机,电线扯进屋子里,我们来的时候又停电了,一台台发电机闷声闷气地响着。

扎西说,前些年这个小镇乱哄哄的,车辆乱停,垃圾乱扔,违章建筑以及车辆加水点随处可见。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后,对唐古拉山镇进行整治,商铺门面统一重新做,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并禁止再盖新房,新建了停车场,并实行门前卫生三包,这镇街上可比以前干净多了。

走在镇街上,从头到尾充满了世俗的热闹,那些刚下车的司机和旅客一个个都伸胳膊踢腿,有些人一边晃晃悠悠走,一边还在不停地摇脖子。我也是这样,坐了这么久的车,身体都僵硬了,腿脚都麻了,腰椎、颈椎和肩周隐隐作痛。除了人类,还有三三两两的流浪狗,在街角、商铺前和垃圾箱垃圾袋里翻寻吃食,那脑袋都钻进垃圾堆里去了,只看见它们扭动的屁股和摇动的尾巴,仿佛在享用最后的晚餐。吃饱喝足了,它们就在大街上随意地游荡着。自从遭受过流浪狗袭击后,一见那狗走近了,我赶紧就躲得远远的,这人呐永远不要跟畜生计较,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热闹中也有藏域特有的安详,那些穿着藏袍的老人们坐在门口台阶上,一只手摇着嘛呢筒,另一只手捻着佛珠,“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还没走近沱沱河沿,就听见了那空旷悠远的流淌声。一座造型别致的两层小红楼,仿佛就是流淌声中涌现的。这是“绿色江河”设立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一直到现在还是民间性质。这儿也是民间环保志士杨欣的大本营,无论是在可可西里,还是长江源,多少年来,这个人的身影几乎无所不在。我早已觉得他是我的一位兄弟,我们都是长江的儿子,却又一直无缘相识。

当长江漂流成为再也不可复制的绝唱,杨欣也调整了自己的精神姿态,一个充满激情的探险漂流者由此转身为一个有着更多理性的民间环保人士。这绝非一次华丽的转身,他在无数人生选项中选择了艰苦卓绝的人生。从组建的“保护长江源,爱我大自然”活动筹委会,到正式成立中国第一个从事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他都是创始人。他扮演的角色都具有开创性,往往还走在政府的前面。他自筹资金建起了可可西里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随后又建立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他和“绿色江河”的同仁们先后完成了长江源生态环境状况专题考察、竖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还相继推出了中国城市青少年环保教育、青藏公路沿线环保宣传、青藏公路沿线垃圾调查、长江源人类学调查、“藏羚羊红绿灯”、长江源冰川退化监测、青藏铁路列车环保宣传等一系列环保项目。在青藏铁路建设和开通期间,他带领志愿者收集了两千多组生态环保方面的数据,完成了沿线野生动物的调查报告,还提出了多项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建议,这些数据、报告和建议几乎全部被政府和青藏铁路建设单位所采纳。他还拍摄了大量长江源头的珍贵影像,著有多种关于长江源的书籍,很多都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他干的都是政府干的事,而这一切经费全部由他和“绿色江河”到处化缘,自筹资金。

但又不能不说,三十多年来,他也是个一直充满了争议的人物。有的人还真是误解他了,说来这也是对民间环保人士的不理解和偏见,若说他是为了名利,甚至是打着公益的名义去弄几个钱,他值得这么去拼命吗,难道他不知道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下这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且不说那些致命的凶险和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一场感冒随时都有可能夺走生命。一个从小生长在天府之国的人,从“沃野千里”的四川盆地来到这绝域极地,如果不长出另一副心肺,谁又能在此长年累月地待下去?

当我追踪这个人的身影时,也有人跟我讲杨欣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我冒昧地问了一句,你能像他那样在长江源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吗?

无论对这个人有多少争议,他对可可西里和长江源的保护没有任何争议。事实上,杨欣和他领导的“绿色江河”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同,先后获得了“地球奖”“母亲河奖”“盖蒂环保奖”“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中国野生资源保护奖”等多项在生态环保领域享有盛誉的大奖。我想,一个连生命也不顾的人,又怎么会在乎这些身外的虚名?但他很在乎,这不只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意味着政府和社会对他所作所为的广泛认同,也就是对长江源生态环保的广泛认同。至于有的人说这说那的,他觉得连解释也没必要,最好的回答就是行动。他一再对自己招募的志愿者们说,“先驱者已经留下了痕迹为你开路。有太多人曾经死在这里,所以你一定得把它做好”,又提醒这些志愿者,“去做这样一件事,你必须非常冷静、非常理性,你要纵观大局、追求细节,你要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看看杨欣在长江漂流时的照片,还是一个稚气未脱、连胡子也没有长黑的大学生,如今他已长出了一副藏族汉子的面孔,一头花白长发风霜逼人,一脸络腮胡子仿佛凝结着冰雪,这并非他刻意的造型,这茂盛浓密的头发胡子多少能遮挡一些高原烈日的紫外线,抵挡那呛入口鼻的风沙。他这模样,又活脱脱是一位佛教的高僧。对于以江河为命脉的人类,还有什么比保护江河之源更大的功德?这么多年来,他不是没有挫折,不是没有心灰意冷以致绝望,每当他像发疯一样想逃离这生命禁区,这时候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出现了,那或是来自对母亲河的信仰,只有信仰才能不断地给他加持力量。

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下意识地想,这个杨欣还认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杨欣吗?青藏高原会把你变成另一个人,这是绝对的,你必须长出一副新的肝肺才能适应这稀薄的空气,然而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杨欣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进化,他是用生命在体验这生命禁区的生存极限,而我们这种高原上的过客,只是用感官在感受生命禁区的极限。在这儿,你会感到生态和生命都特别脆弱,愈是脆弱,愈是珍惜,珍惜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切生命。

杨欣曾坦言过:“我对自己的期望值本来是四十岁,现在活过了,所以我已经赢了。”

如今他已年过天命,所谓天命即是天道的意志,天道主宰众生的命运。这不是宿命论,而是人类占有时空的局限,生命有限而时空无限。在他看来,保护长江就像是一条射线,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他不在乎自己的天命,他只在乎自己的天职,“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便知道放不下了”。

一听这话,你就知道他这辈子也不会走了,他离不开长江源,也走不出这唐古拉,这小红楼的一楼特辟为长江源展览厅,有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这是杨欣听了多少遍也听不厌的一首歌,他也时常会下意识地唱出声,那声音苍凉而低沉——

唐古拉我的爱人啊,

我要用一生的爱去守护她;

哦 唐古拉我的爱人啊,

千年的冰封是爱的神话……

除了杨欣,这保护站里还有几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志愿者。张海洋是一个刚来不久的志愿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在读的硕士研究生,看上去有些像杨欣年轻时的模样。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宜川,他看见我把“宜川”二字准确地写在采访本上,还挺吃惊,他笑着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那旮旯里的小地方。我说,你们那个县可不小啊,一边连着延河边上的宝塔山,一边连着壶口瀑布,从延河、秀延河到晋陕大峡谷、壶口瀑布,我来来回回跑过几个月呢。我还记得那黄土高原的海拔还不到2000米,到这儿一下升到了海拔近5000米,这小伙子受得了吗?

小伙子说,最难受的就是高反,这也是很多志愿者最难过的一关,在他来这儿后,又陆续来了一些志愿者,但有几个实在受不了又走掉了。一位从广州来的女志愿者刚一下车,连行李也没搬下来,她就脸色发紫,呼吸困难,不断呕吐,只得赶紧把她又连夜拉回了格尔木基地,还有两位志愿者待了两天就出现了感冒症状,咽喉肿痛、脑门热、身上冷。在青藏高原得了感冒是要命的,又有传染性,也被送回了格尔木。张海洋一边说一边摇头,如今很多人都想来三江源当志愿者,但不能只凭一时冲动、一腔热血,来之前一定要充分准备,提前服用预防高反和感冒的药物,否则来了之后,不但发挥不了志愿者的作用,反而给保护站添乱,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从遥远的内地到唐古拉往返一趟那成本有多高啊。

张海洋在出发前的半个月就开始吃红景天、板蓝根等抗高反和预防感冒的药物,还进行了半个多月的体能训练,现在看来这些准备奏效了,他已初步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说是适应其实是忍受或克服,头疼、胸闷、失眠等高反症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消失的,每天早晨起来嘴唇干裂,擦鼻涕也会擦出血丝。这个状态已经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他们每天定时测量沱沱河的水位、水温,提取河水样本,检测其中的含沙量和重金属含量。他希望自己早点度过适应期,去看看他憧憬已久的各拉丹冬雪山,但他心里也十分清楚,你连海拔5000米以下的高原都受不了,要去海拔超过6000米的雪山冰川,那只能是一种奢望。其实,在这儿也能看见世间罕见的风景了,但在这风景中还有他们实在不想看见的东西……

那也是我最不想看见的东西,垃圾,又是垃圾,一说到垃圾我头都大了。从黄河源区阿尼玛卿雪山、巴颜喀拉山到长江源区的昆仑山、唐古拉山,一路上都是过往车辆随地抛撒的垃圾,很多都是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有的就扔在河边甚至直接抛入了河道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源头就开始污染了,一直流向干流。这也是杨欣最头疼的一件事。杨欣曾多次邀请生态环保专家和垃圾处理专家对长江源的垃圾污染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从垃圾回收、运输到处理设计了一条龙的管理体系。他们联合唐古拉山镇政府和当地的兵站、水文站、气象站共同发起了“从我做起,从长江源头做起”的倡议,招募志愿者组建了“长江第一环保卫队”,每天在沱沱河沿和青藏公路上捡垃圾。但靠几个志愿者又能捡多少垃圾呢,杨欣还真是想出了不少好点子。他们先从娃娃抓起,在学校里开展垃圾危害的教育,举办垃圾分类回收比赛、环保作文比赛、利用回收垃圾制作手工艺品等各种活动,从小开始培育孩子的环保理念,又通过孩子影响家长。如今的人都很实在,杨欣更实在,他带着志愿者深入牧村和牧场,发起了“垃圾换物品”活动,只要牧民将收集、捡拾的垃圾送到保护站来,就能换取大米、蔬菜和食用油等物品。这一招还真是有效。我在保护站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就看到好几拨牧人开着摩托车将一袋袋垃圾送到保护站。

对于途经唐古拉山镇的司机,杨欣也发起了“带走一袋垃圾,呵护长江水源”的活动。志愿者们将每天回收的垃圾进行分类打包,装在绿色的环保袋里,然后通过各种途径运往距这儿四百多公里的格尔木西大滩的垃圾场里处理掉,但垃圾运送的成本太高了,一车五吨垃圾拖到格尔木要两千多元,他们特别需要运送垃圾的志愿者。对于一些空载而返或没有满载货物的司机,这是举手之劳,却十有八九会遭到拒绝。就在唐古拉山镇的标志碑旁,停着一辆越野车,我看见一个女大学生站在车边上,正笑吟吟地给那留着一抹小胡子的司机讲解保护三江源的意义:“师傅啊,当您看到一袋袋垃圾被带走,您的心情是很舒畅的,因为您带走的是垃圾,留下的是绿色啊!”这些人是成年人,又不是小学生,何须讲解什么环境保护的意义,谁不懂呢,但你要让他们带走一袋垃圾很难,非常难,有的人连自己车上的垃圾都扔在这儿一走了之,更何况是给别人捎带垃圾。我看到那小胡子司机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这还算好的,他好歹还能把车停下来,大多是司机一见这些志愿者,就紧闭车门从他们身边一溜烟地跑掉了。

张海洋告诉我,义务运送垃圾最多的车辆,一直以来就是那些开往格尔木的军车,这些雪域高原的军人,既是祖国边疆的守护者,也是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杨欣一直想把这个长江源头第一镇打造成长江源头的第一洁净之地,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打造成一个可推广的模式,再延伸出来一些项目,并借助政府的力量把这个模式从长江源推广到三江源区。这可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有待于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和文明程度整体提升,但在目前,在唐古拉山镇已初见成效,那随处乱扔、乱倒垃圾的现象已经明显减少了,即便是在刚刚举行完的唐古拉山镇赛马会上,几乎每一顶帐篷前都放着环保分类垃圾桶,在热闹喧嚣过后的赛马场上,干净得就像刚刚清扫过。

摘自《中华水塔》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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