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夜读——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札记

文/旷新年

秋意日浓，寒气来袭，在深秋凛冽的夜气里，一行行血性、峻烈、悲壮的文字出现在眼前：“你身处一个苛刻的环境”，“但人就是不屈服。不能屈服的原因，是生命（乃夫斯） 的尊严。”张承志是这个时代的内部读物。像张承志一样，我也常常陷于痛定思痛、无话可说的境地。在经历了生命的巨大挫折之后，2005 年写下的第一篇文字是《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这也是我最早的讨论张承志的文字。张承志敏感、多疑，表现出峻拒、孤绝的姿态。当我越来越多地经验了人世艰辛，备尝孤独、寂寞——不是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文人的无端自恋，而是直道而行、与俗鲜谐的孤独——之后，才能理解张承志，才能读懂他的激愤，他的特立独行、与俗鲜谐。

张承志把1984 年当作生命自觉真正的起点。1984 年，当许多人做着“发财吧，致富吧”的美梦，对财神爷顶礼膜拜之际，张承志命定般地走进了西海固，远远地离开了俗世。

我自己也与1984年有着一种宿命般的联系。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1984。1980年上大学后不久，我读到了奥威尔的《1984》，从此奥威尔的《1984》覆盖了我的生命。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家乡附近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城市，与张承志一样，也远离名利场了。1996年，我曾在《1928：革命文学》的后记里回顾大学的青春时光：“大学四年在失眠的昏睡中很快过去，我读过的不过是奥威尔的《1984》、卡夫卡的《审判》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点东西。也许还有一点点鲁迅，他教给我一点点中国历史知识：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也许还有一点点马尔库塞，我喜爱他那种‘大拒绝’的态度。当1984 年我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时候，几乎已经丧失了语言的基本能力。在很长时间内，卡夫卡几乎是我唯一的作家，奥威尔的《1984》成为我唯一的一本书，他们一道形成了我的悲观主义。”

我和张承志几乎没有履历经验上的重叠，唯一相同的是，我们都从知识分子的部落里脱落出来，与流俗的思想、势利的队形保持着遥远的距离。1972 年的某一个下午，父亲很神秘地告诉我林彪的死讯，尽管我当时还仅仅只是一个刚刚迈入校门的小学生，然而，懵懂的童年在那一天突然就结束了。“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奠定了我与时代关系的基调，并敬而远之。

《三十三年行半步》是张承志2015至2018年间散文的结集，具有某种总结意味。正如《三十三年行半步》这一篇所透露的心意，他把写作视为“自己私史”“暗示人的总结时刻”。正如有人所说的，一个作家始终所写的是同一本书。张承志在《〈汗乌拉〉与〈红叶作纸〉编后记》里对他的写作有过这样的概括与总结：“对于我来说，要紧的是表达——对毛泽东和鲁迅、对蒙古草原和哈萨克天山，对黄土高原和信仰的方式、对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大是大非的感情和立场。”《三十三年行半步》带有我们熟悉的张承志的心灵密码、心灵地图和心灵档案。

与无关生命痛痒的空虚虚假、附庸风雅的“纯文学”不同，张承志的写作是与浊世的肉搏，是生命的求知、突围与拓展，在根本上，是“人的提升”。他在《独奏的石头·致公众号读者》中宣言：“如今我们是精灵，驾着光和电，在宇宙神秘的一角，一起享受——不屈的思想、有益的知识、朴素的艺术。”他在《一点一滴》中告诫我们：“没有知的愉悦，艰苦就没有多大意义。”苦难如果不能转化为智慧和勇气，苦难就没有意义。

中国当代许多自命为叛逆、斗士的精英知识分子其实往往都是随波逐流、沽名钓誉的流俗之士，是鲁迅所说的伪士。他们传播的所谓知识只是虚假的知识。张承志是当代中国罕有其匹的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张承志这位考古学家面前，文明与知识的大厦露出了它本来的面目，“处处掘开的历史，一样都充满了不平”。对近代史的考古，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张承志写作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的新启蒙主流作家构成了明显的分野。《从伶仃洋到扬子江》分析了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悲剧，从林则徐筹办海防，虎门抗英取得成功，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放弃抵抗，民族英雄蒙冤，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近代沉沦的故事，深刻地剖析了中国近代山河破碎、国土沦亡，人民失去家园，成为待宰羔羊的悲剧根源：“一语既出，四海噤声——天朝大国的中华，从此忙不迭地赔银子、拆炮台、解散非法民兵。接着，换上乖巧的小人，查办中华的赤子。……忠良被问罪，炮台被拆毁，抵抗被否决，仇敌被美化——鸦片战争以鸦片贩子的完胜落幕，中国进入了自污与受辱的新纪元。”最可悲的是，统治者解除人民的武装，浴血奋战的烈士没有援军。

当新启蒙主义以现代化之名否定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甚至颂扬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殖民主义涂脂抹粉的时候，张承志没有放弃对殖民主义罪恶历史的清算。他在《达林太的色赫腾》中写道：“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虽然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经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观念。”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被迫现代化的过程，曾经被革命审判过的鸦片贩子，在告别革命之后，重新受到顶礼膜拜，“从林则徐到毛泽东，一切对它的批判都没能成功”。张承志指出：“鸦片贩子没有遭到批判乃是民主进步的耻辱。”他拒绝简单地接受西方华丽空洞的辞藻，拒作缺乏主体性、没有心肝的洋奴，而是批判性地寻求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文明。“我们虽然两手空空，但我们是思想的自由人。我们不与它媾和，唯要丰满自己。”“大炮军舰和账本银行——是资本运行的两手。”离开了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的批判，就谈不上真正的启蒙；没有完成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否定，就不能真正进入文明。

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创世神话，张承志独具只眼发现了鲁滨逊这个资本主义的英雄与鸦片贸易的联系：“终于批判抵达了这一步：历史的道德，逼迫经济坦白它的道德秘密；人类的良知，要求对笛福主义的扫荡。”从不同的文明视角出发，他的阅读与写作为思想开辟了新的道路与空间。不仅对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着与众不同的发现，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提出了新的理解与解读。他把塞万提斯称为“16世纪的一个伟大叛逆”：“那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刚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与高利贷商人中脱胎成形，终于在欧洲坐稳了江山。它对内实行高压恐怖，断然实行了驱逐居住绵延八百余年并给西班牙带来了丰饶文明的摩尔人出境，设置宗教裁判所到处烧死宗教异端；对外则以帝国的名义跨海征服，残酷地掠夺并数以千万计地杀戮印第安人。从那时开启的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争论，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思想的走向。”他从《堂吉诃德》中读出了对不义的时代的批判。“‘堂吉诃德’永生不死。由于弱者和人民总是痛苦，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人总是无助。五百年来，如同16世纪肇始的那个时刻，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骑士，哪怕他输得一次比一次惨，只要有了他，人就没有输。”

对殖民主义毫无保留地赞美的大国崛起论，张承志充满了警惕、忧虑与批判。他在《鞑靼海峡》中写道：“‘大国’如走马灯，转得令人目眩。”“无论大连和‘满洲’的移民，无论北海道和桦太的建设，美国牛仔的开拓西部，形形色色的边疆开发，其中的屠杀与驱逐是未被揭露的真实——在祖国崛起中对他者的蔑视，是历史的重罪。”这种大国崛起的盲目的历史观只看见了国家的辉煌，无视被压迫、被奴役、被掠夺、被放逐、被屠杀、被灭绝的人民与民族的苦难与血泪。现代殖民主义历史一路是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与种族灭绝，用屠杀、灭绝与征服改写了世界历史，改变了世界地图。殖民者自居于文明，把被殖民者视为野蛮，充满了文明的等级观念和歧视目光。这种杀戮、灭绝跟歧视，跟文明与野蛮的话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两者无法脱钩。张承志指出：“无论团结一心的日本人，或者分裂到最后一个的我们，在歧视他者时都差不多。”“从优越地歧视，到残忍地屠杀——其间只有一纸之隔。”为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在文明的旗帜下史无前例地大开杀戒。在《英特纳雄耐尔》中，他拆解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文明与野蛮的虚构：“把对方和他者丑化，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惯技。世上不存在一个全员邪恶的族群，正如从不存在一个吃人生番的族群。”

克服现代文明的黑暗、奴役与歧视的是人类的团结友爱，是天下与共、四海一家的国际主义。他在《三十三年行半步》中引用了宫崎滔天1907年写的《革命问答》中的宣言：“革命的到达点，乃是四海兄弟。”《五十年重读白求恩》由白求恩的女友捐赠遗物的契机，重温了诞生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国际主义。白求恩女友的后代将白求恩的遗物捐赠给中国，却遭到了冷淡。在忘恩负义的时代，正义被遗忘与背弃。为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抵抗法西斯，全世界热爱和平与正义的人士曾经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为了陌生的他人、共通的命运一道浴血奋战。我们曾经熟读的《纪念白求恩》中那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转战到中国的。为了反抗法西斯，他从欧洲战场转战到了亚洲战场。今天，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在美国的轰炸下蜷伏着，全世界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由此可以想见，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及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是怎样悲苦与无助。“反对压迫剥削、争取天下公正的国际主义，永远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并不因为斯大林或哪个变质团伙的干扰，便丧失了伟大的启蒙价值和聚集的威力。不仅如此，若没有今日的现实，人还真不会看清这个理。……惨剧，绝望，唯因天下正义的退潮，唯因国际主义的失败。”拥抱国际主义、抵抗殖民主义，在今天鲜明地体现在对待巴勒斯坦的态度上。张承志的一个重要义举就是，将《心灵史》的稿费捐赠巴勒斯坦难民，表达了对巴勒斯坦民族苦难的关切与援助，亲身实践了贯穿于上一世纪的国际主义精神。

张承志提到了白求恩遭到“内部的围攻”，提到了参与西班牙内战、反抗法西斯的毕加索、海明威、聂鲁达、罗伯特·卡帕、伊文思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他没有提到另外一位重要的作家奥威尔。奥威尔正是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看到了光明背后的黑暗，使他后来成为最著名的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如果没有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如果不是在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亲身体验了苏联政治的黑暗、残酷、血腥与恐怖，奥威尔不可能写作《1984》。

瞿秋白是张承志萦系于心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在《秋华与冬雪》中对瞿秋白曾经有过热烈礼赞。《烈士的谦卑》再次触及了瞿秋白《多余的话》。我刚刚离开农村进入大学校园读到瞿秋白《多余的话》，内心受到了强烈震撼。因为《多余的话》，瞿秋白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然而，张承志却誉为“最勇敢地表白”。“烈士的谦卑，给我以战栗的感觉。没见过这样的表白，没有谁能这样撕破内心的一切包裹。他的祖国在数十年前还太粗糙，还没有承受和感动的修养。”残酷、贫乏的时代剥夺了人类的同情与理解能力。在现代中国，集现代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革命者于一身的瞿秋白具有特别的价值与魅力，他充分显示了信仰的质地与人性的温度。

张承志对底层人民有着与新启蒙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感情与认识。在《秦凤桐墓》和《马启芳》等怀人作品中，张承志没有回避普通而美好的人间情感。他在《马启芳》中充满深情地写道：“三十多年人流若水邂逅偶遇，那么多对我好的人都消失了。天地两断，一旦走了就像未曾有过，剩下我一个人应对险恶。更何况，深情的人不得长命，又是一个，马启芳一去不返了。”他所交往的既有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更有无数无名的底层农民。他在《三十三年行半步》中表明：“寄托不在政治，结义只与农夫。”对底层农民，他既不像新启蒙知识分子那样无端苛求和无情无义，也不像民粹主义那样简单地赞颂、礼拜。在《轻轻地触碰》中，他直言不讳地检讨和批判了底层人民的弱点与缺陷，“人的狭隘，人因封闭养成的愚蠢，使他们不知超越门派的必须和紧要”，“无论乌珠穆沁的敖包、松潘的藏庙、阿尔梅里亚的教堂、岛根的安乐寺——都是心灵的归宿之地，并无任何一处有遭受歧视的理由”。他在强调宽容的同时，清醒地指出：“实践宽容先需要历史的余裕，历史的真实更从不单纯。”人类无法脱离与超越自己的生存环境，底层农民思想与心灵的解放首先需要从物资贫困的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

《三十三年行半步》一如既往显示了抵抗的姿态。在《石头的独奏·16三道崴子》中，借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杨靖宇，抒写了绝不后退、永不言败的心情。三道崴子这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因为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有了名：“那位世纪英雄在这里打出了最后一枪，他浑身褴褛、腹中树皮棉絮。打死了他的关东军震惊无比，居然向他的遗体敬礼。据我看，抗日战争仅因此才算胜利。”“‘叫兽’们以为，一旦攻下三道崴子，历史便宣告终结。他们也许忘了这个顺奴群落里，总是有人会一直打到‘三道崴子’；忘了从知识到美感——那些人的枪里弹药丰富。”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坛上，张承志留下了“抵抗投降”的金刚怒目的刻板印象。这样的张承志的形象无疑是片面的。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侧面。唯利是图的时代把他逼到了一个狭小的角落，与流俗的对峙，使他显得格外严肃、严厉，甚至狭窄、极端，使人忽视了他的光明坦荡、豪情宽阔、柔情幽默。实际上，张承志是一个视野广阔、机智爽朗、色彩丰富的作家。他可庄可谐，摇曳生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为维吾尔族青年女诗人阿伊努尔的诗集《只因为我爱上你》所写的序言《呀，努尔》以明朗、欢快、调侃的笔调赞扬了阿伊努尔爱情诗《礼拜五的祈祷》的单纯、朴素、奔放之美。

但愿你用来牵我的手不牵别人，

但愿你用来看我的眼睛不看别人，

但愿你用来燃烧我的火不在别的炉里燃烧，

但愿你用来淹没我的水不在别的河里流淌！

但愿没有我，你就饥肠辘辘，衣衫褴褛，

但愿没有我，你就连遭厄运！

但愿你双眼失明， 两耳变聋， 舌头咬断，双腿摔断，

直到你来到我的身旁！

但愿你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

只在我身旁，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祈祷：

真主啊

把你赐给我，或者把我从他夺走吧

够了

我走向他，他走向我

而我们无数次错过了彼此

而我们现在精疲力竭，精疲力竭啊

张承志为这样泼辣、大胆的爱情表白击节叹赏：“我非常想看到——整天绷着脸慷慨激昂，念则有板有眼词汇特定译法独一的东干阿訇们，面对这个维（吾尔） 族傻丫头的都瓦，会有怎样的表情。至于我，则是发聩般的震动。”“在浩浩荡荡的维吾尔抒情长河中，阿伊努尔如一个跳出的女巫。她罕见地以犯规、诅咒、豁出去了的语言，拦截了旧情歌的陈词滥调。”他的评论与阿伊努尔的诗篇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当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中国当代文学有高原而无高峰。只要我们回头，就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坛并不是没有高峰。张承志标志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他的文字具有一种罕见的高贵品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泾渭分明、壁垒森严。

2018年11月1日

摘自《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