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相伴一生，九旬出版匠人的光和热

又一年暑往寒来。在合肥天鹅湖畔的书香苑小区5号楼，有一盏灯始终亮着。透过窗户，隐约能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这个身影，常常在台灯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偶尔还会在屋内缓缓移动，摸索着什么。

在对面楼的老同事眼里，年逾九十的李冬生又在书房看书写字了。只有这个身影自己知道，即使耳朵几近失聪，即使眼前一团朦胧，即使下笔不再有力，他也要拿着30倍的放大镜，阅遍所有资料，逐字逐句写下他的事业和情怀。2018年，他历时半年，将6万多字的手稿，凝练成一封4000多字的信件，寄给了他曾长期奋斗过、如今又重新起航的报刊团队。

1928年出生的李冬生，是安徽出版界的离休干部，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终身制）的专家。他的一生，对事业的专注和奉献之心，从未停歇。离休后，仍甘当“志愿者”，为出版社审稿20余年，关心老干部处的党建工作，不断释放着光和热。

60年职业生涯 他退而不休

正常人的一辈子，要工作40年左右；李冬生的职业生涯，却超过了60年。

1977年，李冬生从安徽省委宣传部下放的池州地区，调到了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结束了30年文艺工作，开启了30年新闻出版工作。直至1991年离休前，担任过安徽画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安徽省出版总社副总编、《汉语大词典》安徽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离休并不是李冬生职业生涯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新上任的领导出于对报刊和图书质量的重视，想让李冬生协助把关。继续担当起报刊和书籍的审读工作，对他来说是件“义不容辞”的事情。

义务负责了两年报刊，后又当专职编审。离休后的李冬生，这一干，又是17年。“到了2005年，安徽出版集团成立了，我还审了两年书。后来眼睛实在看不清了，找我审书的人才越来越少。”李冬生回忆起那些年的人和事，即使休息在家，上门讨教的同行、后辈也络绎不绝。

在后辈的眼里，李冬生是个有“匠心”、无“匠气”的大师级人物，他站位高、眼界广，从不局限自己。

刚退休的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编辑委员会专家万直纯，至今对老爷子心怀敬意，心存感念。1995年，万直纯被调到安徽教育出版社，从学术期刊编辑到图书编辑，职务的转变让他自感有不少欠缺和不适应之处。

万直纯对李冬生早有耳闻，因此常带着问题上门去拜访这位编辑出版界的老专家。在面对重大疑难选题的时候，这位经历了几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内容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把握，令人叹服和心安。

“李老是大学问家、大匠人，跟他沟通没有任何年龄和思想上的距离。”一连上门请教了4、5年，万直纯和李冬生成了忘年交。

离休后，李冬生还担任了七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以及图书评奖委员会成员，审的都是理论性、政治性、学术性强和敏感度高的书。在李冬生的决审把关下，《高士其全集》、《宗白华全集》还分别获得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

70年信仰践行 他不忘初心

 “任凭云舒云卷，潮起潮落；无论风刀霜剑，烟迷雾障，唯爱国之心和人文情怀始终未变。”这是李冬生80岁那年出版的自选集——《芸窗乱弹》前言里的一段话。这位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从参加地下党工作的热血青年到心系党建工作的鲐背老人，改变的是时代和环境，不变的是信仰和初心。

1946年，考上了安徽大学的李冬生，开始参加地下党工作。他在上海、南京和老家芜湖这条线上做“交通员”，口头传递组织的消息、护送情报人员、保存电话局和电厂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身上要带着发报机，还要伪装成各种形象：大学生、小工人、国民党军官……”李冬生一想到那时的自己，忍不住笑了：那时候20岁都不到啊，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当年，李冬生所在的地下党小组一共25人，直到1949年芜湖解放，幸存13人。“牺牲的同志，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18岁啊！”革命如何来之不易，他比任何人的感触都深。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课本上都是《义勇军进行曲》、《最后一课》之类的作品。”出身良好的李冬生经受住了组织的考验，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对党有多少认识，李冬生谈不上来，“当时就是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国救民，这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和信念。”

离休后的李冬生，仍然葆有对党的初心和信仰。“这么多年来，李老在支部重大活动中，从未缺席，而且每次都比别人提前到。”在安徽出版集团离退休老干部服务中心主任汪勇军看来，年龄大、威信高的李冬生，是凝聚老同志团队的绝对核心。

兼任过老干部处支部书记、对党建工作建言献策、给年轻同志做思想工作、为支部政治学习做总结……李冬生始终以一个老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着自己。

80载与书为伴 他笔耕不辍

李冬生爱书成癖。“读了80多年书，写了60多年书，编了40多年书。”他三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直到现在，每隔半个月、一个月，李冬生还会去到书店，逛一逛，买上几本书。因为常年读书，他的思维和记忆丝毫没有老化。

两个书房，藏书1万多册。李冬生把近两年读过的书一本本展示，8部学术著作、3部长篇小说、4本考古书籍……他形容自己是“杂食动物”，什么书都看。90多岁的李冬生，如今还每天拿着放大镜，细细地读书，认真地做笔记，“精力好的话，一天能看20来页。”

“眼睛都贴在书上了，我看着都累！我让他少看点，歇一歇。他说：我看书也是一种休闲啊！”面对老伴的操心和唠叨，李冬生只是笑笑，继续看他的书。

一辈子写了数千篇杂文、散文和评论，李冬生的文章常年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部分文章还入选了《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学生杂文读本》等。出版过的书也有10来本，其1993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神秘文化》，是罕见的从学术上、理论上系统分析古代神秘禁忌文化的著作。

“当时发行了5万册，我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么多，还是责任编辑事后告诉我的。”李冬生读书、写书，纯粹出于兴趣，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他，从不喜欢张扬自己，“书印了多少本，卖了多少钱，我一概不清楚。”

18年后，该书又被列入文史类丛书，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还成为大学里的辅导教材，网上甚至卖到300多元一本。“2012年春节期间，有个在美国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看到电视台一个读书节目在介绍我的这本书，我感觉有点莫名其妙。”原来，《中国古代神秘文化》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读书栏目里被专题推介，播出后两周内的网络点击率也达到了15万。

谈到编书，李冬生如今可以自信地说，几十年的职业生涯，自己几乎没有出过一丝差错。在建国60周年之际，李冬生还被中国文联授予了“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60年”的荣誉证书。

一生温暖纯良 他不计得失

 “他离休后做的事情几乎都是义务的、没有回报的，但他身上就是有种革命的奉献精神。”在出版集团离退休老干部处的退休大姐李娟眼里，无论多大年纪，李冬生始终是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体谅他人的绅士。

“2005年安徽出版集团成立，在出版局19个离退休老同志中，李老工龄最长，职位也高。但只有他选择在集团退休，我们都对他很敬佩。”退休大姐许益华认为，李冬生有眼界，对文化体制改革充满信心。同时，选择在企业退休，意味着放弃了事业编的身份和待遇。

自己生活朴素简单，却在汶川大地震时尽自己所能捐更多的款；自己身体小毛病不断，却总是张罗着去医院看望别的老同事。“我们有时候都瞒着他，毕竟他年纪大了，总去医院那样的地方不太好。”许益华说。

“有时候大家去看他，带了点小礼物，他心里总是惦记着，一定会找机会送点东西给我们。”在退休老同志眼中，李冬生总是记得每一个人，记得每一句承诺。

在老同事、老朋友的印象中，李冬生一辈子从未和人“红过脸”，工作中有人闹情绪、“撂挑子”，他便自己扛起来。“做编辑工作，其实相当于为他人做嫁衣，如果不能看淡名利、甘于寂寞，是很难做得好的。”李冬生始终觉得，文字印出来，就要对别人负责。至于其他的，就没有必要太过计较了。

李娟和李冬生住对面楼，李冬生给《安徽画报》团队写信的事，她后来才知道，“光从那个模糊的身影就可以想象他有多难，一定是翻翻找找，写写改改。你说他做这些又是图啥呢？”“文字精美，情真意切，既不惜溢美之辞，又提出了很多中肯之言。”看过那封信的人，都深受鼓舞。

在李冬生书房的书架中间，依次摆放着三张拍摄于不同年份的个人照片。从右到左看去，岁月为他镀上了一头儒雅的银发，卸下了他眉宇间的犀利和严肃，剩下的，是阳春般的目光和孩子般的笑颜。

来源：出版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