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新闻中心>通知公告

医圣——张仲景

2023-05-26摘自《中国古代医学简史》原文地址

医圣——张仲景

文/李经纬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呈现动乱的状态。农民与地主、下层豪强与上层豪强的斗争愈来愈尖锐,宦官外戚的纷争也益趋白热化。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人民,生活濒临绝境,各地纷纷发生农民起义,最后爆发了黄巾军大起义。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同时也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崩溃,引起了疯狂的军阀大混战,形成了战争无限残酷、社会秩序极度破坏、人口惊人骤减、生产剧烈衰落的分裂局面。向来是经济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尤其是中原一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破坏。直至三国鼎立时期,才得到一个喘息机会,经济多少有些进展。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受着唯物与革新思想的影响,在与唯心迷信的对抗中,取得了不少成就。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在东汉末均有新的进步,而在变革思想影响下的建安文学,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社会动乱,战火绵延,加之天灾频仍,导致了连年疾疫,这不仅使当时的医家们面临“拯救夭枉”的历史责任,也为他们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同时,战乱与分裂也增加了交流,人们思想上的禁锢也相对减弱,这些也给当时医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张仲景(公元2世纪中至3世纪),名机,南郡涅阳人。涅阳一地,究属现今何处,其说不一。有认为是今湖北枣阳,也有认为是今河南邓州穰东镇,但多数学者认为系今河南南阳。其生卒年月亦不可确考,较华佗略晚。《后汉书》与《三国志》均未为张仲景立传,其生平事迹,仅零星散见于一些书籍中,这给我们研究张仲景的生平带来很大困难。有关仲景的最早记载见于晋太医令王叔和《脉经》,书中保存了不少《伤寒论》遗文,不过在《脉经》序中只说:“仲景明审,亦候形证”,语焉不详。其后晋代皇甫谧距离仲景的时间也很近,仅次于叔和,他曾推赞说“仲景垂妙于定方”,并在其《甲乙经》序文中叙述了一段仲景见王仲宣“候色而验眉”的事迹,并接着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晋代葛洪《抱朴子》有“仲景开胸纳赤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仲景也做过较大的外科手术,此说尚待研究。其后《太平御览》所引《何颙别传》亦载有仲景见王仲宣事,并有“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独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的记载。至北宋的林亿等在《校正伤寒论·序》中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唐代甘伯宗)《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其所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其中据《名医录》提出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故时被人称为“张长沙”,其方书亦被称为“长沙方”。然而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的问题,近半个世纪来颇有争议。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名医录》所载缺乏旁证,于理不达,持否定态度。1981年南阳医圣祠发现了张氏的墓碑和碑座,慕碑正面刻有“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等字,碑座上刻着“咸和五年”字样。“咸和”是东晋成帝司马衍年号,咸和五年即公元330年。有人据此认为可以肯定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但是再深入考证一下,此说仍然难以成立。因为碑座与基碑是两回事,征之文献,仲景有“医圣”之称不会早于宋代,至清代方渐大倡,所以墓碑文字显非晋人手笔,当在宋元以后,即使碑座年代不讹,而墓碑也是后代所刻安在座上的,年代既远,也就与《校正伤寒论·序》所引《名医录》的提法一样,难以令人信服了。对于仲景是否任过长沙太守的问题,总的来讲无关宏旨,只是在诸如立张仲景塑像之类事情上有所涉及,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

蒋兆和绘医圣张仲景画像

中医学的“伤寒”并非现代医学的“肠伤寒”,广义的是指多种外感热病的统称(包括现代医学的多种急性传染病)。伤寒在古代曾一度严重流行,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从而很早就引起了医家的重视。早如扁鹊视齐桓侯之病,论邪由外入内,即可能是对伤寒传变的原始看法。秦汉以来,研究论述伤寒的医籍与医家,颇不乏数。医籍如《素问·热论》专篇论述“热病”,《难经》有关于伤寒分类的论述;医家如淳于意、华佗等,均有治疗外感热病的具体案例和论述;另外,地下发掘材料也有记载,如居延汉代医简,甘肃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为东汉早期文物,其中就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和症状,治疗上则外感风寒以温法治之。由此可见,秦汉以来研究伤寒者并非只是张仲景一家,而是有不少的医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们在理、法、方、药上各具特点,不尽相同,但总的体现了一个经验逐渐积累和理论与实践逐渐结合起来的进程,这就给仲景的总结性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治病百方》简牍

甘肃武威旱滩坡地带汉墓出土

据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记载,由于疫病流行,他的家族原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之年(196年)以来,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有2/3死亡,其中70%死于伤寒。严酷的现实,迫切需要进一步提高伤寒病的防治水平。然而,当时社会却存在着许多阻碍医学发展的现象。士大夫们追逐名利,仰慕权豪,不肯钻研医学;庸医们抱残守缺,学识浅薄,不求进步与变革,并且技术低劣,马虎草率,如此“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仲景受唯物论思想影响,反对“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他立志发愤钻研医学,以拯横夭。他治学态度严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十分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又注意采集当代医家的实践知识。他刻苦攻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黄帝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吸收当时人民同疾病,尤其是同传染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结合个人临床诊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心得体会,并使之提高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创造性地著成《伤寒杂病论》这样一部划时代的临证医学名著。

《伤寒杂病论》原出16卷,成书后很快散失于战乱之中。至西晋王叔和重新搜集方得保存,但六朝隋唐时秘藏而不显,故唐代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之叹。且后世史志所载书名、卷数等颇为纷乱。直到北宋经校正医书局林亿等校定,始有今传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伤寒杂病论》原书的全貌,已不可确知了。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除重复外,共397法,113方。在传染病的辨证与治疗上,张仲景首倡以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辨证为纲,对伤寒各病的辨脉审证大法和立方用药规律作了全面论述。仲景把外感病的各种不同情况用“六经病”来归纳。其中三阳病多属热证、实证。如伤寒初起,病邪浅在,症见恶寒发热、头痛脉浮,叫“太阳病”;邪在半表半里,症见寒热往来、口苦咽干、胁痛脉弦为主,称“少阳病”;病邪入里化热,出现高热汗出、口渴便秘、谵语脉洪大等症,是“阳明病”。三阴病则多属寒证、虚证,如太阴病、少阴病和厥阴病,论述因未及时治疗或误治等造成的晚期症象。辨证既明,则根据六经病证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等不同情况来决定治疗原则,给以相应的治疗,如表证用汗法,里证用下法,虚证用补,实证用泻,热证用清,寒证用温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辨证论治过程中,仲景未雨绸缪、防病于未然;或防微杜渐、防甚于初始;或治勿过不及、差后重调摄,以顾正防变,在辨证论治的具体过程中深刻体现并发挥了《内经》提出的“治未病”思想。《伤寒论》比较正确地反映了急性传染病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对急性传染病诊治的丰富经验。由于仲景注重理、法、方、药的契合,选录的方剂又多实用有效,故本书有着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和深远影响,至今仍为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的依据和研究的课题。

《伤寒论》书影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海虞赵开美刻本

《金匮要略》,古传本之一名《金匮玉函要略方》,北宋改名为《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全书共3卷,25篇,262方。本书主要论述内、外、妇等科杂病,而以内科杂病为主。他提出:“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将复杂的病因概括为三大类,书中并阐述了三类不同的病因与杂病发生的关系,这可称为中医学中最早的比较明确的病因学说。篇中还依据五行传变的原理,以脏腑病变之“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为例,强调了“上工治未病”的原则,提倡疾病之预防和早期治疗的思想。

本书以病证分篇,以脏腑论杂病。依据病机相同,证候相似或病位相近的大体情况,数病一篇,亦有不便归类的若干病证合并成篇者。单独一病成篇者,则有疟疾、水气、黄疸、痰饮、奔豚气等篇。本书对各种病证的辨证分类精细而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如黄疸一病,据病因和症象特点又分为酒疸、谷疸、女劳疸、黑疸等,其病机则认为多与脾胃湿热有关,主张以清热利湿为治疗原则。而偏于热者以清热为主,用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偏于湿者以利尿为主,用五苓散;湿热并重者则清利湿热,用茵陈五苓一类药剂。用利尿法治疗湿胜小便不利的黄疸当首推仲景。他说:“诸病黄疸,但利其小便。”这类治法的适应范围较现代医学之用汞类峻剂者明显有优越之处,疗效亦较佳,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仲景对外科病证也有着深刻的研究。如他说:“诸浮数脉,当发热,而反洒淅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这是他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诊断痈肿的原则。他对肠痈和肺痈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而且确立了有效的疗法。比如肠痈(大致相当现代医学的阑尾炎)一证,他不但对其发病过程、各个时期的症状等都作了较具体而确切的描述,而且提出了两个很有效的方剂——大黄牡丹皮汤与薏苡附子败酱散,至今仍有效地运用于治疗阑尾炎。从现代医学来讲,一旦确诊为阑尾炎,即禁用泻剂,而大黄一药,历来认为有明显的泻下作用,即使少用也有轻微的泻下作用,但据现代药理实验研究,微量的大黄却有减少肠蠕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仲景治疗阑尾炎创用大黄牡丹皮汤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外科医疗技术方面,仲景创用了猪胆汁灌肠法。他还记有“大腿肿痛,坚硬如石,痛苦异常,欲以绳系足高悬梁上,其疼乃止,放下疼即如斫”的抬高患肢的治疗方法。在妇产疾病中,仲景最先记载了阴道直肠瘘,由于此病阴道有气体排出,故名为“阴吹”,可见观察之仔细。在急救技术方面,《金匮要略》中记载抢救自缢者时,创造性地应用了人工呼吸法。其方法和要领与现代临床应用的人工呼吸法基本一致。他强调抢救时必须“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衢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冞好。此法最善,无不活也”。这种方法到晋唐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应该看到,《金匮要略》偏重一个一个疾病的研究,比之笼统归类研究疾病,有着十分明显的优越性。从医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疾病一个疾病地研究,扩大和深化了人们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加速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战胜疾病的技术水平。《金匮要略》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经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医家的努力,在这方面进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诊断学、方剂学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如两书论脉已分出二十多种脉象,与现在习用的脉象已没有什么差异,并且注重把脉诊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或从脉测证,或从证测脉,并据脉象以指导治疗,判断预后。书中还出现了舌诊的内容,开后世舌诊之先河,“舌苔”一词,也为其首创。两书使方剂学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提高。共收方剂269首,用药达214种,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所载方剂显示当时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系统的方剂学理论知识。这些方剂组成严密、疗效可靠,剂型亦丰富多采,因此,后世誉称张仲景为“医方之祖”。

从整部《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经概括了后世所谓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种治法。此书理、法、方、药齐备,正式确立了辨证论治法则,并用以指导临床实践。《伤寒杂病论》体现了《内经》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密切结合,开创了我国医学健康发展的道路。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教科书,历代许多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重视该书的研究。两晋唐宋以来,就先后有王叔和、孙思邈、成无己、韩祇和、朱肱、许叔微、庞安常、郭雍等人,各有其长。如孙思邈,他对仲景《伤寒论》评价是很高的,但他并不泥古,对仲景伤寒学说作了新的发挥。他不按六经归类,而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附归类,即所谓“方证同条,比类相附”。这样各以类从,条理清楚,易于检索应用。这种以方类证的方法,颇为后来柯韵伯、徐大椿等所赏识。孙氏还特别重视仲景桂枝、麻黄、青龙三法的运用。他说:“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这可能是从王叔和“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之说悟出。孙氏创“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影响颇大,后经成无己、方有执、喻嘉言等发挥而为“三纲鼎立”之说。孙氏《千金翼方》中两卷有关伤寒的论述,是唐代仅有的研究《伤寒论》的著作,值得进一步研究。明清以来,治《伤寒论》者更成流派,如方有执、喻嘉言、程郊倩等人的“错简重订”派;张遂辰、张志聪、陈念祖等人的“维护旧论”派;柯韵伯、尤在泾、包诚等人的“辨证论治”派等。《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更被称为“经方”,备受推崇,沿用不衰。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在国内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圈”范围内更有很大影响。直至今日,日本还有不少医家专门研究《伤寒杂病论》,他们以汤证为主来进行实验分析,在临床广泛采用伤寒原方治病,其中某些方剂还照原方制成成药。日本不少医家(包括一些受过良好现代医学教育的人士)对张仲景非常崇敬,认为张仲景不仅对中国医学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也造福于日本人民。

《伤寒杂病论》迄今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发掘,我们应予重视。当然,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不断发展的,那种认为《伤寒杂病论》完美无缺、不能更改一字的看法,显然也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

摘自《中国古代医学简史》

热门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