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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

2019-02-14原文地址

文学的“起意”——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

文/何吉贤

初入文坛不久,张承志就曾宣称,他是为特定的少数读者写作的。这当然是一种特殊的“修辞”,是一种文学的“姿态”,但张承志的文字与“他的读者”之间的互相吸引,确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隐而不彰的秘密。坦率地说,对于我这样长期追随张承志的读者而言,他的每一篇文字,都是难得的珍宝。而在这个信息泛滥,阅读已越来越碎片化的时代,阅读辑录了张承志2015-18年间散文新作的《三十三年行半步》,于我而言,更是一个重要的“仪式”。

三十三年,是一个神秘的数字;是确定一个“开头”,寻找一个“起源”;是宣示一个方向,贡献一段生命。三十三年,蒙古草原上的“浪漫骑士”已成“东干大叔”(Aksakal),“色赫腾·加洛”(知识青年)变成了“达林太的色赫腾”(七十岁的古稀知青);三十三年,世事沧桑,但“火种埋在灰堆,没有真的熄灭”(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6页。以下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三十三年,读者如我,也是一段阅读的缘分,一种生命的结缘。三十三年前(1985年),带着初读《黑骏马》《北方的河》的“启蒙”,我进入张承志曾经的“游牧的校园”,也曾辗转湖、塔之间,踟蹰于文史楼、图书馆。三十三年,“死火重温”,三十三年的养育,“已是时候,把夙愿一清”(第280页)。

向着世界的深处和尽头……

会有后人来评价张承志的不倦“行旅”和顽强书写!脚带甲马,向着国境的边缘、文明的交汇处,向着心中的世界的“中心”,被历史和偏见覆盖的世界的深处和尽头,寻找、勘察、辨析,走过“荒芜英雄路”,“越过死海”,将“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献给不倦的“鞍与笔”。他给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带来的启示,会得到后来者的珍视!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探胜猎奇的“旅游”已成商品的消费,成了中产者时尚的点缀。而作为“行者”的人文地理学者张承志奉行的却是“孤旅”,是“游学”,是以脚和笔为武器,投身解放的事业,是孤身一人走向贫穷,走向历史的伤口,走向民众的欢愉。

这是一个发现、欣赏、学习和磨炼的过程。“半生曾度的穷山险坂”,使他“陶醉于获得的欢乐,享受攀登中身心都经历着的‘知的浸染’”(第289页)。是一个自我反思和改造的过程。“山与河,使人懂得了自己的渺小。无论是在羊改村,或是在纳乌塔,我如蚂蚁蠕行,踏过的只是不足道的几步。如安第斯山的一粒沙,如亚马逊河的一滴水。”(第130页)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独自走在峭壁峰刃上,除了多领域地学习,除了丰满自己,除了文明御寒、语言作杖——没有越过隘口的办法。”(第289-290页)

道路交叠,世界敞开,向着深处,向着“尽头”。“弗莱迪,和你相遇,是在汉口/在沿着扬子江的江畔路上,你叫住了人力车夫/弗莱迪,和你初次去过的餐馆/穿过三教街,到法国租界去约会……”(第2页)一段殖民怀旧情调的日本歌曲,勾起的是近现代中国那段屈辱的受侵略和侮辱的历史。去南方!2017年10-11月的“旅行调查”,“从汉口开始,经过了虎门、淇澳、澳门、香港,又回到了汉口”,不是“随着滚滚游客”,去排队瞻仰那些宣示历史暴力或殖民征服成果的“遗迹”,而是在“孤旅”中,扛住“世界强加于人的知识”,用脚,用眼睛,去“学习与辩驳”,去揭开被财富、权力和层层话语包装起来的殖民者背后的丑恶历史,体会到《弗莱迪或者三教街,在俄国教堂》殖民怀旧风背后的“尴尬和轻浮”,也由此展开了对自身“无知奴隶的群集”的自我反思。这是对“帝国之眼”式的帝国叙述的反抗,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走出的广阔的道路。

在鞑靼海峡,在东北的东北,在亚洲的极东,又一个国境和文明的交汇地,张承志看到的是以“自古就有——外甥女的容貌,处女的颜色”为傲的“翁吉剌惕的百姓”(第144页)。这是行旅的北限,是世界的“尽头”,但却是商旅的要地,殖民帝国眼中的禁脔。“一条路,一个无声的古代,一种人——都消失了”(第153页)。站在这“世界的尽头”,张承志发出了对作为“古代精神”之一种的游牧民族文明的致敬,这是道路的延伸,在我看来,这也是对其早年《黑骏马》等作品中对蒙古草原文明养育之恩的再次确认与回应。

这种“古代的心情”、“古代的滋味”还在欧洲大陆的南端,在贫穷的阿尔普哈拉斯雪山的山村,在安第斯山脉深处古代石渠边的羊改村,在亚马逊雨林中的纳乌塔,寻找和体味到,沁入肌肤,镌刻心头。艰苦的寻旅中,自然条件的恶劣不会成为决定的限制,“对求知的旅途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一颗追寻的心,以及感悟与融会的能力”(第125页)。投入“孤旅”,“一靠胆识与知识,二靠现地的感性。一旦上路,全部感官和所有修养要立即张开触角”(第8页)。因为这既是对“地理的理解”,对“历史的触碰”,对“古代精神”的追寻,更是寻求人心的联结,是向底层民众的“俯身吁求”。那条上面绣满了沙沟、蒿枝沟、乌什塔拉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女儿们名字的背包带,它“美而硬,潜藏一丝难言的帅气”(第62页),它是一个“隐喻”,喻示着弱者的名字,也喻示着联结、承担,而不屈的行旅是它们共同的道路。

“空空两手的语言”

四年作品的结集,也是三十三年的心情,是一个“总结的时刻”。沿着作者的“私史”,循着他的脚步和笔墨,我们可以寻到一个“开头”,靠近那个已被逐渐湮没的“起源”。

这个“开头”可以是走进西海固的1984年,更是“红旗猎猎”的1968年,甚至可以是生死相搏的1936年。“所有的时刻都发生了那件事/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时刻”(第256页)。这个时刻是人的醒悟,是天下正义的显现,是英特纳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或许是进入了生命与写作的“暮年”,或许是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刻”,张承志比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确认他与革命的60年代的关系。“起源”已经接近,它就是“那个时刻”!“我们自六十年代的初衷,不容侮辱”(第104页)。这个“六十年代”串联起了他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他脚踏的不同大陆,他的理想和信仰,他的叙述和批判,他的知识和实践。

“虽说最好的青春时代,被扔到硬重的劳动里了/春天白毛风里记熟的,革命的歌儿不能忘/虽说过去的时光流水里,我的头发已白/乌珠穆沁草原里造就的,自己的历史不能忘。”(第48页)张承志改写的蒙古歌《嘱托》(又名《不要忘》)里的歌词,是对他与那个时代的血肉关系的再一次具体确认和阐释。“伟大的古典草原给予一代青年的自由气质、底层立场、异族文明和艰辛浪漫的履历”(第52页),是对他作为“六十年代之子”的慷慨馈赠。他驳斥“思想解放”时代的知识分子所谓我们这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言论,他的认知与此相反:“明明我们喝的是牛奶和羊奶。”(第49页)对于将知青一代称为“失去的一代”,张承志的反问是:“究竟是别人把我们丢失了,还是我们自己‘被失去’了?明明我们不但没丢,还得到不少……”(第49页)他批评那些“同样从乌珠穆沁的异族怀抱里走出来,不少人嘴里还念叨着蒙古单词,屁股却已牢牢坐在了体制与压迫的板凳上”的“知青”同伴——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却不能不令人反思!“他们鼓吹侵犯的同化,否认少数的权利,使用英语听来的概念,逐个取代牧人的观念。不仅堕落成了豢养他们的体制的叭儿狗,更有人高调鼓吹殖民主义——他们的异族体验,只是脸上的脂粉,他们最终选择了充当附庸资本与权势的色赫腾(知识分子),而背离了加洛(青年)时代的启蒙。”(第49页)“达林太的色赫腾”!这是三十三年后张承志骄傲的自称!

对于张承志而言,60年代完成的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由于乌珠穆沁的孵化,体内一个潜伏的本质被诱发了。它复活了,迅速成长,给后半生的我以依靠。”(第49页)如今年近古稀,却还珍惜着“色赫腾·加洛”的身份。他也确信,“……直到我们这一代人临终之际,我敢说:乌珠穆沁知识青年的几乎每一个,虽然程度、内容、本质各不相同——但都将想念着草原,告辞这无聊人世。”(第52页)犹如“烈士的穷途”的“最后的自白”,这一告白也更加切身和具体。它直击问题的核心,把“三十三年”的道路展现给后人。它关系到信仰和道路、道义和学问、知识和实践、语言和生活,也关系到人的认同和未来的世界。

“先是人可知义,再是人能学否”(第290页)。道路的起点在作为“起源”的“六十年代”。在我读来,《那一年的白灾雪原》是一篇深情款款的美文。1970年冬乌珠穆沁经历的“白灾”,普通牧民面对灾难(白灾以及之后的“铁灾”)之时,展现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而知识青年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知识和锻炼。这些生活、生产的经验和“知识”,蕴藏在最普通的牧民乃至草原少年的血液中,它们甚至超越了语言,只有当你真正长期投身到那个生活和生产的实践中,你才能体会、把握并融合其中。与民众、底层,与生活、实践、劳动的关系,就如“把手”:“它是知识在终点之上、也是人在限界上的抓揽。”(第94页)

“一切都起源于它,那二十岁种下的基因……幻视之中,年轻时死记于胸的东部乌珠穆沁,一座座山冈坡坂清晰地浮现眼前。一丝不易觉察的声音飘着,不像音乐,不是话语,仿佛草梢风语或泥土气息,滋生出一声诱人落泪的信号,串联着覆盖广袤内陆亚洲的音符。”(第44页)这是作为“原点”的60年代的情感记忆,是“内蒙古草原知青的心事”,无声却幻化成音乐;没有语言却能连接起“内陆亚洲”。它如风穿过草梢,如泥土气息飘散空中,柔弱、绵长,却又无处不在。

这是“大时代赋予的知识”,一旦触动,就会滔滔涌出。它鼓动着作者,寻找“茫茫大地上那些不弃初衷的六十年代战友”(第102页)。在日本,他开始对世界左翼“开眼”,在对法国“新浪潮”现代主义电影的梳理中,寻找到了它反抗体制、顾恤第三世界的内在血脉,突出了它在60年代末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如今站在“三十三年”的这头回望,更觉得这“出发点”的珍贵。在漂泊的“孤旅”中,在不同的世界的这头,这个“源头”被一次次地得到确认和加强。它通向了《心灵史》及其修改:“所有哲赫忍耶的故事,无非是说明:红卫兵投身人民时的选择,因这一穆斯林共同体而拥有的依据更充分。”(第104页)通向了对狭隘、自大的民族主义的批判:“我们的出发点、我的‘原点’、以及与各种‘他者’身心相交的实践与履历,只能导致对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厌恶。”(第103页)更通向对历史“遗产”的重新解读和拯救。《五十年重读白求恩》梳理了一条隐伏在20世纪全球史中的脉络,从毛泽东和白求恩的同框照中,解读出在“三六年人”和“六八年人”之间存在着的深刻关联,这是一条“衔接正义的链条”,他们有共同的“献身他者的立场”,有共通的“热情如火的血缘”,他们构成了“世界史的另一根主线”。他们“看似隔断,其实相连,没有三六年人,就没有六八年人”(第157页)。而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则“是一篇具备热情的人之间的交流;是一篇‘三十年代人’与它的继承者‘六十年代人’之间的交流”(第163页)。在历史的“遗产”之上,“如今我怀念国籍不分加拿大、西班牙、太行山的白求恩,也怀念每一个信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督、佛陀、安拉的国际主义者。有时,我也怀念自己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是的,没有这样一个时代的奠基,我或许会对烈士轻慢。”(第163页)面对这郑重的历史遗产,站在“三十三年”后的历史的这一头,我们唯有“空空两手的语言”。

“穷人的作家”

1936年9月5日,久缠深疴的鲁迅在病隙写下了《死》,在这份不是遗嘱的遗嘱中,鲁迅嘱咐自己的后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而对于那些“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靠近”,对于众多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10月,弥留之际的鲁迅连续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特别强调了自己的老师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1。“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现代文学开山鼻祖再次重回了文学的“起意”,重申了文学的“初心”。这是他留给中国现代文学的“遗嘱”,是从开始处给中国现代文学注入的精神和“骨气”。

阅读《三十三年行半步》,我再次想到了鲁迅先生的这份文学遗嘱。“新知刚汲起一桶,丰满才稍露风貌”(第290页)。“达林太的色赫腾”,这是烈士暮年的自白,是“穷人的作家”重诉文学的“起意”!

回顾自己这“三十三年”的行旅,张承志感叹:“说到底我还是穷人的作家!一说到穷国穷地方尤其是穷旅行,我马上精神抖擞。”(第126页)他风尘仆仆,脚下泥土飞溅,“身临大事,相谈者唯有农民”(第282页),他们是秦凤铜,他们是马启芳;踟蹰期间的,都是“弃土寒村”,“身若刀割般体会了什么是农民”(第284页),而“懂得农民——恐怕是世界上最深奥的题目”(第72页)。这是初衷,也是一生的道路。

“我的文学不做资本的奴才”(第279页)。“我的文学”“是向人类的表白。是为人民的修辞”(第101页)。它处身“身衣文学华衮”的文士不屑俯身的穷乡弃土,依傍“青灯古卷的古代”,依傍一个个那么相似,“仿佛炉子里的煤炭,由于一块块挤着,才燃起一簇火焰”(第72页)的农民,立誓不变初衷,牢记一次次途中的爱,珍惜一个个真挚的人。三十三年,道路展开。“那里有无尽壮大的山河,那里有拥有深沉历史故事的朴素人们。在那里像人一样生存,是可能的。”在那里,“我终于懂了:在中国活着,是令人感动的事。”(第81-82页)

“火种埋在灰堆,没有真的熄灭。在不能抒情的时代,我慢慢学会了心中默唱。”(第46页)就像对瞿秋白,一个民族终于会理解它的儿子。理解一位“烈士的谦卑”,理解“烈士的穷途”中的自白。

“隔着刻意的修辞,亲近的感觉他人不能尽知;节制文笔的自律,又阻止了汹涌的抒情。”(第290页)三十三年,文字得到了丰满,视野得到了延伸。这种修辞不只是文字华丽的外衣,它与视野和胸怀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夜啊,请你等一等让囚徒的哭泣结束/仿佛他的肉体会生出翅膀,去拍打风”(第173页)。张承志再三引用的一位临刑的巴勒斯坦无名诗人写下的诗句,蕴含着修辞的奥秘。“生死门槛上的修辞——才是他唯一等待的。那修辞如同天使,在头顶盘旋,不知何时降落,待它一落下来,翅膀就会生出。”(第167页)

正如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和鲁迅本人曾爱用“古语”一样,张承志晚近的写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双语(多语)”的问题。他承认,自己的“写”与“读”就带有双重问题。“我的土法阅读,是‘要点双语’,只钉牢一些要害词句,轻轻地触碰,从书本更从社会体味”(第229页)。而在写作中频频使用阿拉伯语、蒙语、日语、西语等,则是为了面对“英语的侵略”,“稍来一点‘异语的抗战’”,玩一点“语言的游击战”。特别是如今,要“向另类的语言求援,向少量词汇强求,让蒙文的牛皮盾掩护思想且不泄露本意——于是话语突围了,不仅实现了表达,而且一个双义的高度,被意外地获得”(第46页)。当然,这里的语言是经过特意选择的,以蒙语为例。“我们插队草原的年代,是在一种纯粹而原初的口语环境下度过的。由于时代的限制,凡是书面化或文史哲味儿的蒙语,都不属于日常用语,都似乎从当时的生活中被省略了。”因此,我能使用和习惯使用的蒙古用语,“暗合着生活中的惯习与细节”(第45页)。语言,特别是口语,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些草梢泥土间传播着的语言,恰恰是我们面临重大命题时的依凭。“一旦面临一言难尽的大命题,比如评价毛泽东或勾画六十年代历史,我就想起游牧民族的古歌。”(第43页)

“乱世已死秩序当立、人们坚信复苏与新生的时代”(第224页)。“正值游击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张承志的写作方式也变得灵活和多样了,这本最新的文集中出现了小影评、微信公号文、网络跟帖、电邮短信等,他们就像“时代与故事、个性及笔触”融合在一起的无名者的“书法”(书写)一样,联结起了不同的“乌民”。“你们念着我,我就念着你们”(第224页)。

“三十三年之前,有一个红旗猎猎的开始,和一个草海雪原的重生。……江山不幸诗人幸,三十三年懂得了斟酌文字,三十三年习惯了沉吟词意,我一点一滴提高了文字的质感,努力让它高贵并内藏分寸。”(第287页)三十三年是拼尽热血的一生的精华,所展开的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条独特的道路。在三十三年的这一头,“开头”渐远,文学的“起意”却从未如此明晰!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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