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小史——文学的变迁

文/叶鋆生

我国民族，古来对于文学的尊重，有极浓厚的倾向，无论任何时代，均呈现文学的风行。因而文学变迁的情形，也极复杂无比，欲加以详细说明，实非容易的一件事。今特把其变迁的状态，大别分为四个时代：第一，文学创始的时代；第二，词藻流行的时代；第三，理论文流行的时代；第四，词藻与理论文并行的时代。以极简单的笔法，概括地叙述在下。

文学创始的时代

我国文学肇始于夏前，惟夏以前的文章不传于今，莫由知悉。而如《尚书》的《尧典》《舜典》《禹贡》等篇，系夏的史官所作；若《汤诰》、若《洪范》，则传说为殷人所作。我们试取这些文章来观察，便可知夏殷两代文学的进步了。迨至周朝，文辞日益华美，杰作不少，传到春秋战国，遂呈一极大伟观，其内容的丰富，后世竟无超出于领域者，实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黄金的时代。盖当春秋战国之际，周室衰微，强国崛起，经过贵族专制的时代，而庶民阶级豪杰之士，及树立一家见识的学者或思想家，继续辈出，文学于以大发达，开空前所未有的盛况。先就孔子传统的儒家来说，则孔子的弟子曾子作《大学》，曾子门人而孔子的孙子思作《中庸》，又子思的门生孟轲出而作《孟子》七篇。这等儒家所写的文章，均以理论为主，能将自己思想，平易地表现于文字间，使为世人所理解，是其特长的地方，可称后世理论文的鼻祖。且《大学》《中庸》《论语》等书，皆能贯彻主意，保持蕴蓄。虽说《孟子》稍形差异，以纵横无穷而锐利的语气，说破诸家学说，然其中仍含意义深长之处，与苏秦、张仪等诡辩家，大为异趣。在孟子之后，荀子继出，他的文章，优容不迫，语气畅达，充笼诗人的情味，较诸孟子极锐语气，实为有趣的对照。其次道家，殆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其著《道德经》文章，非常简约，酷似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道家除《道德经》外，尚有《列子》和《庄子》，《列子》气象稳和，其文辞趣味处，多少有点近于《荀子》。《庄子》则纵横自在，巧弄辩舌，机锋敏锐，波澜百出，为文纵逸奇变、神绝莫可言喻，允足为诸子中的杰出者。此外法家，以齐管仲所作的《管子》为代表，文章极端平易，意求无论何人，均能彻底了解其道理；只以其时代尚在孔子之前，文字过于简约，今日披读其书，颇多意义难通之处。又法家韩非子的文章，悉为理窟，彻底刻骨，所发议论，涉细入微，相互说明，至尽论理方法，极其严重的措辞，谓为法家的标型，实无不可。若夫兵家，则有孙武所作的《孙子》，吴起所作的《吴子》，文章庄重雅健，为学者所乐诵。再墨翟所写的《墨子》，以及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亦俱为结构的作品。按照世界文学演化的通例，凡韵文皆起于散文之先，我国自不能有所例外。但太古的韵文既已不传，只有舜和皋陶的《股肱》《元首》之歌，便是最初诗歌的见于书中者，其后由夏而殷，有一稍形进步的事实，则读《诗经》里面的《商颂》，遂可窥见其一斑。至于周世，则诗歌大见尊重，太师掌之于王朝，乐正以之教国子；天子听政时，使公卿以下列士献诗讽刺，在巡狩之际，使采诗官陈列国诗，以察知民俗的情伪。于是诗人以此为叙情的工具，王者以此为行政的借镜，学官以此为教育的科目，诗歌大流行于世间了。而当时的诗，通行四言，注重实质，主在抒情写景，没有后世浮华纤弱之弊，大足为窥见是时人情风俗之助。在周朝以前的诗文，语短意长，苍古雄劲，乃后文学界新来一气运，有所谓词赋者。从前经书或诸子百家，皆主理论文章；自词赋创生后，则重视言辞之绫，发起指重词藻的一大文派来。首创者为楚的屈原，其所作的《离骚》，即饰词藻的先河。屈原曾仕楚怀王为三闾大夫，因遇谗言，被放逐为漂浪者，但在流离颠沛之间，依然不忘故君，触物临景，不能禁其忧愁悲哀之情，乃作《离骚》以表心怀，而冀楚王之一反省。这《离骚》系《诗经》三百篇后，而可视为其比类的作品，不但譬喻的巧妙，所用文字亦甚优美，音调流丽，备具品格，是为后世词赋的模范，故屈原遂被尊为赋家的鼻祖。其门生宋玉，亦长于赋，作《九辨》以悲其师的放逐，又作《神女》《高唐》二赋，托诸寓言以讽楚的君臣。于是对于古来的诗歌方面，惹起重大的变化，每发现七言诗调，便是其显明的一例。周室灭亡，到了秦始皇时，荀子的门人李斯，出而大变古来的政治，遂影响于文字的变化。因在兵马倥偬之间，要求简略的文字，故程邈所做的隶书风靡于世。文学方面，亦借得甚大的便利，日渐趋于华丽之域。以上属于文学的创始时代，接着遂移到词藻流行的时代了。

词藻流行的时代

屈原、宋玉创立词赋一门，至汉甚为旺盛，同时经学复兴，有名的儒家辈出。而这儒家为词赋强盛势力所感动，亦多作重词藻的文章，如汉大儒贾谊、董仲舒等，皆善于作赋者。迨至汉武帝时，在受其保护之下，有司马相如、枚乘等文人，竟于知识阶级的文学上，养成嗜好。总之，自汉起至唐末一千多年之间，均以对偶为主，所谓骈体文大见流行了。

当汉初承三百年间兵乱之后，文学极端衰颓，然以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终知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发意尊重经学，以太牢祀孔子，于是文学随着经学复兴起来。至三传文帝以后，文学已呈长足的进步，如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五大家，均先后出幕了。贾谊为文帝时人，长于论策，理论精确，文辞雄浑，其散文方面的《治安策》，堪称汉代第一。司马相如为武帝时人，最精词赋，有雄丽作品传世，如《上林赋》《子虚赋》，允称为赋类的上乘。司马迁亦为武帝时人，长于叙事，著《史记》一书，文辞的优美，实是我国散文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杰作。同时董仲舒亦善论说，其所写的《天人策篇》，颇为后人所爱读。刘向元帝时人，长于经术及政论。扬雄长于词赋，常作工丽的文。此外若王褒、枚皋、东方朔等，均善为流丽的词赋，风声所被，遂开汉代词赋的端绪。

至这时代的诗怎样呢？多少与前代有点异趣，带出一种慷慨的风味，盛行五言的诗，能描写及于人情隐微的作品很不少。五言的诗，发生于四言、七言诗之间，一般说由枚皋所创始。至五言诗最著名的，系苏武出使匈奴，被囚其身，在苦节十九年间，与知友李陵应酬诗，遂被后人称为五言诗的模范。此外和着乐器而歌的乐府体诗亦创始了。据《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于是后人群仿其调而作诗，遂产生一种乐府体的诗了。后世所流行的词曲，强半由此所出发。

词赋与骈俪文的过渡期，为汉武帝至后汉三国西晋的时代。当这时代的开始，则有王褒、扬雄、冯衍等，于散文之中，作出一种取入对句的文体；至后汉时，班固作《汉书》，更助长其风，所谓骈俪文的作品于以产生了。而通览后汉一代文章的最佳点，即在于必骈亦骈，必俪亦俪，既非骈体文，又非散文，另有其特色的所在。三国时代，魏曹操兼文武才，擅长诗赋，其子文帝亦嗜文学，文学之士，群集其门下。尤其文帝之弟曹植，对于文章诗类，锻炼重锻炼，极得结构的所长，天才的面影，活跃于纸上，与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史称“建安七子”，将流行极端的骈体文，加添一段气势，文章遂日陷于轻美纤巧，卒至风靡一世，而开六朝金粉文体来。次及晋朝，陆机更对曹植的文章，增益精彩，而四六对偶盛行了。至于像蜀诸葛亮的那种谨严真率的文章，则在当时殊为少见。

至诗的方面，由前汉末传到后汉，产出各种诗人，张衡是其著者。三国魏室，皆长于诗，其中曹植，尤为大家，允称上嗣苏武、李陵下开百代的人。随而晋朝陆机、陆云、阮藉、潘岳等，所作皆工丽绮靡，出而妆饰于诗坛上，传诸后世。

自东晋至梁陈间，骈俪文全然成立，是为六朝文学的最盛时。惟东晋在兵马倥偬之间，士大夫清谈成风，每于极简单言辞中，谈论极彻底而幽默的事；因而文学的进展，乃稍停顿不前，若郭璞、葛洪等，可算其间稍为名高的作家。后由东晋至宋，颜延之、谢灵运等，对于骈体文特出巧妙，益增其体裁的完整。至若陶渊明高超俗界的文章，那实是这时代的杰出者。又由齐而梁而陈，骈体文经任昉、沈约等文人的修饰，益臻大成的域。当时梁武帝博学能文，其子萧统，世称昭明太子，尤词藻富丽，编撰《文选》一书，为治文学者必读的书。稍后徐陵、庾信的文，务以音韵相附丽，句用四六、隔句为对，至得“徐庾体”的名。

至晋末宋初的诗，则有陶渊明、谢灵运二大名家，世称“陶谢”。陶诗冲雅淡远，妙选自然之域，在六朝文学中，最为异彩。谢诗甚为工丽，以视渊明，人谓有逊色云。在陶谢之次，宋有颜延之，其诗尤为缛丽。若夫齐梁，则有谢眺、江淹、沈约等能诗，即梁诸帝，亦皆嗜文学，故善诗者多出其间。而沈约论平上去入四声的音韵，而著《四声谱》，诗道于以大开。要之，六朝的文，其流荡为华丽，其陷溺为卑弱；以言其诗，则高尚典雅，特多丰神富瞻之作。尤其五言一体，更为逼近妙境。而排律之作，亦由此时代植其根基。

由隋至唐末五代之间，为骈体文与古文的过渡期。在隋世有陆法言、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等九人，著《切韵》，承沈约以后的遗风。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王道的《中说》等，则又皆儒家之言。故隋之世，虽为年不过三十，而唐代的文学，莫不滥觞于兹。至唐太宗为秦王时，遂开文学之馆，罗延文学之士，既而即位，置宏文馆，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于馆中，选拔学士，是以唐代文艺，蔚然兴起。惟唐初文章，犹未离于六朝旧习，雅尚骈俪，如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称“初唐四杰”，皆以工骈俪体见称。至武则天时，陈子昂出，乃作素朴的文，欲以挽颓风、振衰敝；玄宗时，元结亦敝屣骈俪，高唱古文，惜皆有力所不足之叹呢!后有张说、苏颋二人，肆力为雅正的文，由是文学气运，为之一变。张说封燕国侯，苏颋封许国侯，故后世遂称“燕许”二大手笔。

其后韩愈、柳宗元诞生于世了，韩愈为德宗时人，独本经书所出发，综核百家，致力古文，以精严雄浑之笔，昭示当代，遂起八代之衰，复周汉之醇，创开宋代指重理论的一大文派。柳宗元初本习骈体文，至获罪贬谪的身，则改作古文，其活写山水风景和人物，极沉痛雄健之致，世遂以之与韩愈并称“韩柳”。次若李翱、皇甫湜、孙樵、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皆以古文名世。不过就大体言之，古文在唐末尚无显著流行的形迹，而唐代的文章，大抵以骈体文为主要的潮流。

抑唐一代文学的最造极精妙者，顾乃非文而为诗。唐初诗赋，袭六朝之后，犹带徐庾的余风，作品华丽典雅。逮武则天朝，沈佺期、宋之问等，益加雕琢，作为律诗，号称“近体”，诗界称是时为初唐。迨陈子昂出，始尽扫时习，直仿古时，力欲摹《诗经》《离骚》的诗风，由是古体诗与近体诗分野成立了。初唐告终，盛唐继起。盛唐系指玄宗至代宗间的诗而言，为诗界中人惯用语。当时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适等均出幕了，诗风始为大变，遂呈空前绝后的盛观。李白，字太白，天资豪放，终日嗜酒，其诗高妙绝伦，有神仙飘逸之风，尤长于绝句。杜甫，字子美，遭遇安史之乱，流落困顿，感伤时难，发为歌咏，故其诗悲壮沉郁，独绝千古。次由代宗至文宗间，是为中唐，韩愈、柳宗元、李贺、元稹、白居易等，先后出世。韩诗艰奥；柳诗温雅，李贺则作险怪的诗，自成一家；而元稹、白居易均以词句平易见称，二人互相次韵而作诗，由是次韵的诗以起。由文宗至唐末，是为晚唐，有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诗人。牧诗豪健，世称“小杜”。李商隐、温庭筠则雅近缛丽，称为“西昆体”。韩偓以香奁体见称（奁乃盛香的器，或曰镜匣。偓好咏闺女宫娃窈窕胭脂之态，集其诗曰《香奁集》）。总之，有唐一时，通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皆为诗歌极盛时代，及唐衰亡，诗歌亦随以不振，更经五代，遂完全入于颓运。此外在宋代勃兴的词曲，唐时已微呈流行之兆。

理论文流行的时代

自汉起尊重言辞之绫的骈俪文，在齐梁时代，告厥完成。迨传入唐初，除初唐四杰外，世间已有几分厌弃的倾向，这倾向由唐末至五代，愈为显著。至宋太宗时，柳开、王禹偁辈，倡导古文，力涤排偶之风。真宗时，杨亿、刘筠等虽作典丽文，而已稍带古文气了。后有穆修、尹洙之徒，好韩柳文章，冀求兴起古文；又苏舜钦、梅尧臣等，亦对扶正诗风，大尽厥力。而促进理论文的发达，则强半缘于欧阳修之力。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始就尹洙而感古文的奥妙，继得韩愈之文，苦心学习，遂承孟子、韩愈的文脉，一变宋代的文风，骈俪文因以衰亡，而古文流行了。其次程朱的理学勃兴，与古文携手流行于世，所以后来文学界，自不免为古文派的独占场。其时代系由北宋至明末，凡七百有余年。

北宋的文学，由欧阳修在仁宗嘉祐中掌科举，痛抑时文，由是卑弱浮华的习气一变，而受其激励最深的，则为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今试举其各人的特长：欧阳修虽无韩愈的豪健，缺乏硬语盘空的个所，而其文丰腴流丽，迂余曲妙，极端优悠不迫，恰与其人相应。曾巩，号南丰，精通经术，为文醇雅，其定评为深得韩愈的真面目。王安石虽未学于韩愈，然其文奇峭傲兀，颇得韩愈真髓。苏洵，号老泉，二十七始志于学，为文峭劲雄伟，传言得力于《韩非子》《战国策》者。苏轼，号东坡，才气飘逸，行文臻自由自在纵横奔放的极致，观其自评所谓“有如行云流水”，诚非虚语。苏辙，号颖滨，性高洁，文如其人，高雅平正而富奇气。

北宋亦非全无骈体文，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三人，均很工巧。惟王安石的骈体文，系于经书中捉来文字，活杀自在，随自己之所欲为，而不拘泥格式。即欧阳修、苏东坡及其他诸作家，也皆异于前代的骈体文，特出风味，故后人称为宋之骈体。

至北宋的诗，为晚唐五代的引续，大体流行西昆体。但自欧阳修出后，若文章亦学韩愈的诗，其次王安石为学杜甫的结果，诗风大变。迨苏东坡、黄庭坚出世，宋的诗便完全成为宋的诗了。若试取宋诗与唐诗一比较，则立能发见其极大的差异：唐诗大抵具清空的情味，富飘渺的神韵；而宋诗则为理论文流行的关系，将诗界大禁物的理论，包举于诗感之中，惟其理论尚称有趣。

此外北宋文学界新来一气运，就是词曲的兴起。词曲乃古乐府的余波，而后世戏曲的源泉，其目的在于高歌长吟，以和管弦而合舞蹈，故有诗余之称。盖视之为诗长短句的别派，而又填词之称者，则以其每篇有一定的规矩，每句有一定的平仄，很似近体诗一般。然而每题各特其法令，作时须依题而计其平仄排次之法，以填充每句文字。这词曲创始于唐，行于五代而大盛于宋，遂乃流传于天下，后世因有唐诗宋词之称。在宋代文学界的人，殆无一不作词者，前有晏殊父子，继有苏轼、辛弃疾、周邦彦、柳永、康与之、张耒、黄庭坚、晁补之、秦观等，皆为一代词宗。而举其最优者，则为柳永与周邦彦。

古文的中衰时代，为自南宋经金元而至明之中叶。宋室于南渡后，是为南宋。南宋的文风，颇有散漫卑弱之嫌，其间虽多名士出现，今特举其一二为代表。陈亮（即陈龙川），意气豪放，而为文有失于粗豪之评。吕祖谦（即吕东莱），文体之整美，固为世所公认，然其卑俗地方，亦不免受人所评谪。吕氏著的《东莱博议》，颇为后人欢迎，虽至今日，尚多取而诵读之者。在这二人前后，而宋学大成的朱熹出世了。朱子的文章，主学韩愈与曾巩，因学臻深奥纯化之域，就其所学的踪迹，竟难为人所认出，实堪敬佩之至 ! 如是南宋的文坛上，系以朱子为第一，自无疑义。此外若文天祥、谢枋得二人，虽非文人，而行文肖其性格，森严沉痛，能予读者极大的感动，以此著称于世。

次及金代，金的文学界，亦辈出各色人物。惟严格言之，则以金末元始的元好问（遗山），为压倒有金一代的作家。元好问，字裕之，曾撰《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中州集》等书，均为结构的巨作。而通览金代的文章，则大抵出自苏东坡之流派。

嗣后灭金与宋的元朝起来了，其文学远不及唐宋的隆盛，仅承金代文章的余风。惟自虞道园出后，文运稍为转机；其次杨载、范椁、揭傒斯等继出，遂促文学的兴盛。试就虞道园在元朝文学界的位置来说，则有点似于欧阳修一出而振兴宋代文学的状态。不过虞氏较诸欧阳修，稍有力所不足之势。其次元末吴莱（草庐），亦文中健将，而为明初文学的胚胎者。

迨到明代，则明初由宋濂（潜溪）、刘基（青田）等的努力，于是文学俄然大盛。尤其杨士奇，以博大平明的旨趣，写作文章，遂成功所谓“台阁体”文章，曾经一时风靡文坛。可惜仿作的人日多，参差不齐，末流渐生浅薄情趣，如是文章渐衰了。后有矫其缺点的李东阳出来，尽其能力之所及，以求实现光大的理想，然终困于环境，不能有所大发挥。总括一言，明代的文章作家，固较多于北宋，而数其大家，则不足一屈指了。因此杰出人才的缺乏，古文不得不渐趋衰亡了。另一方面，骈体文于南宋时代，曾出足与唐代陆贽相颉颃的名家，而不久也衰颓了。在陆贽之时，朝廷诏敕，殆通用骈体文；至明的诏敕，则弃而不用，渐次骈体的文章，即由世间隐姿而终了。同时文官登拔试验特用的文体即所谓“八股文”，以非常的势力，风行一时，如是古文更呈衰退的现象了。

诗的方面，南宋诗界，古体流行苏东坡、黄山谷的风格。其专流行黄山谷的派，称为“江西派”。举其代表的作家，有杨万里（诚斋）、范成大（石湖）、陆游（放翁）等，而陆放翁为其间的尤著者。在金元之间，元遗山以刚强的性情，雄健悲壮的调子而作诗，有凌于苏东坡、黄山谷迫肖李太白、杜子美的风趣。其次虞道园，亦深得唐诗的所长。迄元末叶，又有萨都剌（天锡）、杨维桢（铁崖）出来。萨都剌的诗，极端温厚，且又流丽，超出元诗的范围。杨维桢为作乐府的名人，其诗学唐的李贺（长吉），而有凌驾李贺的气概。至明的刘基（青田）、高启等，一扫元来的风习，惟不幸高启早年夭折了。永乐以后，文章产生台阁体，诗也有台阁体出来。但自这诗体流行后，诗渐次趋入颓运了。同时盛行于宋的词，这时也衰亡了。在这诗词衰亡的当中，传奇（戏曲）小说勃兴起来。

自明中叶以迄明末，可称为古文复兴的时代。当李东阳注全力矫正台阁体文章缺点之时，有王鏊（道严）之人出世，以唐宋的文章，尤其是韩退之、苏东坡所作的古文，唱行一世，只惜其力不足的呢 ! 其间尚有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大唱复古之说。所谓复古之说，即尽力学秦汉以上的文章，不作唐以后的文章。而在这时辈出作者之中，其最有名的，是为“前七才子”。未几，唐顺之（荆川）产生了，唐氏的文学，大体学苏东坡。其次李攀龙、王世贞等出，传承李梦阳、何景明等的倡说，更张大其风声，是为“后七才子”。其中王世贞，极负重望，一时唱覆于文学界。与这派对抗而起的归有光（震川），鼓吹唐宋的文章，力与王世贞争论。曾有人说明代的古文，以归震川为最著者。在同时代，尚有茅仲（底门）的人，批评唐顺之所选唐宋八家文，取付印刷，然仅盛行于一时。唐宋八家，即唐的韩退之、柳子厚，与宋的欧阳永叔、苏老泉、苏东坡、苏颖滨、曾南丰、王临川八人。因这唐宋八家文，有风靡一世之势，如是文学界再生气力，同时骈体文章，也微呈复兴的形态，即诗也兴盛起来。

词藻与理论文的并行时代

词藻与理论文并行的倾向，是为清朝二百七十年间文学界的现象。因清朝为我国三千年来文学界告一段落的时代，历代的文学，悉行集合而盛行其间，实可算是一大转机了。然而清朝文学兴盛的理由怎样呢？一方面，系于明末以古文为主者，与以唐宋古文为主者，及由明末以汉魏文学为主的三大潮流，总集中于清代；另一方面，因清朝为满洲族统治中国，为缓和汉民族的反抗，其第一手段，自以尊崇汉人所尊崇的宋学或汉学，并敬重各派文学大家。如是文学日向发达的途上，这便是各种文学隆盛的原因。至对于尊重词藻与尊重理论的文学，一时并行于世，又得稍为解释一下：盖清朝所流行的学问，一为宋学，一为汉学，宋学尊重以理论为主的文章，汉学尊重以词藻为主的文章。这二学派，势均力敌，互相轧轹，自不待言，而清朝的朝廷，无论任何一派，均不能加以抑压。为适宜对付的方法，只有任这两派学问同时流行，因而主理论的文章与主词藻的文章二大文派，遂得并驾齐行于世间了。清朝的文学，以清初至乾隆间为一区划，由是直到清代告终，又为一区划，这是普通人的分法。但其以清初至乾隆间，谓为属于明代方面，殊欠适当，特将其归入清朝方面。

试举清初的古文作家，有侯方域（雪苑）、魏禧（叔子）、汪琬（尧峰）三人最为显著。侯方域始学六朝骈俪的文章，继学韩退之、欧阳修，方正升堂入室的时候，不幸短命死了。汪琬学欧阳修、归有光的文章，但有力不能及的缺憾。魏禧学苏老泉的文章，纵横自在，颇有心得。此外尚有顾炎武（亭林）、黄宗羲（梨洲）等大学者，自写一家的文章。次至康熙年间，方苞（望溪）出作古文，以明大道，认文章为有益世道人心的利器，不肯苟作。其对文字的使用，立定主意，必须取用经书中的文字。至六朝以来骈体的文字，或见于诗赋中的杂碎文字，或见于语录中的俗语，决不肯用以写文章。与这人同时代，尚有刘海峰之人，也属文章的妙手。

由于文学的盛行，骈体文随着兴盛，有名的人，出有陈维嵩（迦陵）、袁枚（随园）等，均为文章的达者。

至诗的方面，则钱谦益（牧斋）、吴伟业（梅村）、朱彝尊（竹垞）三人，是为清初三大诗家。其次王士祯（渔洋山人），学唐王维、孟浩然等的诗风，主张神韵之说，深得康熙帝的殊遇，为一代的诗宗。后除其门下名高的查慎行（初白）外，尚有多数的诗人。同时词也盛行，如吴梅村、朱竹垞、陈迦陵三人，均可称为词界名手。竹垞、迦陵的《朱陈村词》，今日尚见流行。

清初至乾隆间的文学，已在上面概略说过，接着要来叙述乾隆以后至清末文学的大势。在这时代的文学，可称为清朝特有的文学。当乾隆中年的时候，姚鼐（姬传）出来了。姚氏为古文的近代大家，其古文的作法，学刘海峰，而其作品，堪与刘海峰相对比，优于方望溪。他系生长于桐城地方，世人乃指其文派，称为“桐城派”。这派尊奉明的归震川，更溯及于宋的欧阳庐陵与曾南丰。另由刘海峰流出的一文章派，是为“阳湖派”。这派以阳湖的人恽敬（子居）为主盟，张皋言等属之。其文体与桐城派，无甚差异，但对桐城派的嵌型，似有过分倾向之嫌，且主学韩退之文章，这是两派不同的特征。不过阳湖派的势力，实非桐城派盛大的匹敌。在姚鼐的门下，产出多数名士，其最名高的，则为梅曾亮。后在梅曾亮的门下，又有许多文人造出，故桐城派益形发达。尤其道光、咸丰年间，以平定洪杨之乱而轰英名于一时的曾国藩，也由这派所流出。如是这派百尺竿头，更加一层的旺盛。在曾国藩门下，出有黎庶昌（纯斋）、吴汝纶等人。据黎庶昌所说：清朝文学，其文体的正统，系由方望溪开始，至姚姬传，文章始为整正，到了曾国藩，遂告大成。

桐城派的文章，既然极大流行，如是骈体文章，也生种种的改良和进化，出有孔广森、龚自珍（定庵）、洪亮吉（北江）等文人。最近病亡的王闿运（壬秋），也是其中的铮铮者。

诗的方面，自乾隆至嘉庆间，有袁枚（随园）、翁方纲（覃溪）、沈德潜（归愚）等大家辈出。袁枚系主性灵而重写真的人。翁方纲为忧渔洋派诗风，过分奔于空灵，乃把各种实理嵌入空灵之中，借以补救其流弊。但是一言一句，举实述理，卒致所作的诗，枯燥无味，不能见重于世人。沈归愚是诗画的重要人物，其所作的诗，古诗主汉魏，近体主盛唐，既不过奔于空灵，复无罗列事理的呆板，不偏不倚，适得中庸。其门下诗人辈出，其弟子黄仲则作《两当轩集》，可惜少年而夭折了 !在这时代，出有各种的诗人，例如舒位（铁云）、孙源湘（子湘）、吴锡麒（谷人）等，是其中的最佳者。词的方面，也颇进步，张皋文一派的常州词人，最为兴盛。

迨至现代，则报章体（或新闻体）的文章盛行了，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可算是其有名作家。至骈体的文章，和桐城派的文章，已渐绝迹而衰亡了。最近由胡适之等倡行白话体文学后，全国文风，顿起重大的变化。群以言文一体的文字，来作写实的文章。但因今日尚在变化演进的当中，很难确定其界说，且一般流行的趋势，读者已多亲知，故概为省去不说，对于所述历代文学的变迁状态，暂就于此告一结束。

摘自《中国人文小史》